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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民事诉讼法确定“电子数据”这一新的证据种类，档案证据也正式吸收了电子档案的加入，这不仅增加了其可发挥凭证作用的范围，也提升了档案证据在民事审判中的重要性。

通常意义上，传统的纸质档案因为具有稳定性、完整性、规范性等特点而往往被认为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都肯定了传统纸质档案（历史档案）的优先证据效力，规定了“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但“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传统纸质档案虽属优质证据，也须经过法庭的审查判断特别是当事人的质证，审查其真实性，判断其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即一要重视是否为“原件”的审查；二要既肯定传统纸质档案优先效力，又重视考察其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三要确立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档案资料的不利推定制度。

在本质上，新民事诉讼法认定为“电子数据证据”的电子档案与传统档案并无根本差异，都是人类活动中直接形成或使用的具有规定体式和法定效用的信息记录，都须确保真实，都须具有凭证价值，只不过其载体形式和识别方式与传统档案不同，并进而具有信息易消失性、易篡改性、易出错性等特点。

民事审判中，审查判断电子档案应注意以下几方面：（１）既考虑特殊性，不照搬传统审查规则，又不在可采性和证据力方面予以歧视。《电子签名法》、《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就规定，“数据电文不得仅因为其是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受、存储的而被拒绝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判断某一电子档案应否被许可采纳时，主要看在其生成、取得等环节是否有重大违法；在判断证明力大小时，主要看其实质上的可靠度、关联度。（２）抛弃“原件”情结，将“真实性”作为庭审重心。一份档案是否是“原件”，只是判断其真实性的手段，而真实性本身才是档案证据的本质，是其发挥凭证作用的基础。在满足电子档案证据的“真实性”要求方面，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的规定从功能角度“等同于原件”的概念具有启发性。它强调，只要电子证据信息完整，就是“原件”，“原件的功能在于确保当事人能够据以宣称权利或提供抗辩，并对事实进行认证，以及可能成为最佳证据。或者说，原件的功能就是对信息认证以维护其真实可信度。”（3）针对电子档案的特性，认可若干证据规则。如设定非法取证排除规则；设定中立第三方证据优先规则，认定诸如经公证的、经电子签名的、经第三方电子证据保全系统提供的、经区域性电子文件备份中心提供的电子档案具有优于一般电子档案的效力；设定电子证据取证比例规则，确保当事人隐私权。（4）建立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制度，通过权威技术机构对电子档案证据的真伪及其全生命过程的鉴定，以确保电子档案有资格和能力据以宣称权利或提供抗辩，并对事实进行认证。

（作者单位：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最高人民法院）
试析盗窃价值认识错误的认定前提
———以天价葡萄案为例
杜志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律系，北京，100038）

摘要：“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以及“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在盗窃罪主观故意类型以及罪与非罪的确定上有一定的区别。天价葡萄案是盗窃价值认识错误的典型范例，通过这个案例可以深入对三种错误认识的理解，进而重新勾勒出盗窃罪的主观故意内容及盗窃罪的外延。

关键词：盗窃罪 天价葡萄案 主观故意 价值认识错误 数额认识错误

由于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关于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的案件比较多，因此，我认为对此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加深认识很重要。天价葡萄案一直被作为这个论题的典型案例，许多学者都做了著述。笔者认为，通过观察天价葡萄案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来把握盗窃罪的价值认识错误问题，而不应该以管窥豹，只做具体问题的分析。天价葡萄案从普通葡萄与科研葡萄的角度看似乎存在价值认识错误的问题，但是如果从盗窃罪构成的主观故意整体上分析，却值得深思。因此，以天价葡萄案为例，笔者想在对盗窃价值认识错误本身做分析的同时，着重解决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在具体案件中的刑法学理认定前提，具体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一、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与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

2003 年8 月7 日凌晨，四名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翻墙进入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葡萄研究园内偷食葡萄，在离开时偷摘大量葡萄并用一塑料袋带走，袋中葡萄共约47 斤。他们所偷食和偷取的葡萄系北京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投资40万元、历经10年培育研制的科研新品种。由于四人的偷食、偷摘行为导致研究所对该葡萄品种的研究数据断裂，当年的研究无法取得成果，由此给研究所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本案引发的争议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科研葡萄的价值不可能有认识，存在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学界在采用概念上出现了两种区别，一种是把天价葡萄案归纳为“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另一种是把天价葡萄案认为是“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一般认为由于两个概念是说的同一件事，所以没有区别，实则不然。同时本文的论题是“盗窃价值认识错误”，这个概念区别于盗窃罪的主观故意，所以盗窃价值认识错误又与前两者有着质的区别。
通过本案最后的司法认定结果看，嫌疑人由于认识水平受限，对科研葡萄的价值没有认识能力，所以按一般葡萄的市场价格估量，无罪。这里边关系到一般葡萄与科研葡萄的关系，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是使用价值。也正是由于四名嫌疑人对科研葡萄的使用价值没有认识能力，所以才将科研葡萄以一半葡萄的价值衡量。经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天价葡萄案的认定中价值认识错误应该归属于刑法学理中的对象认识错误。想此类案件还有盗窃装有高价软件的电脑、太空豆角案。
有的学者会认为使用价值认识错误会导致对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所以用数额认识错误，又未尝不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欠妥。区别盗窃的价值认识错误与数额认识错误有很重要的意义。根据刑法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在数额较大型盗窃罪中，价值认识错误不构成数额较大类型盗窃罪的故意，但是价值认识错误能否成立多次盗窃类型盗窃罪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行为人以数额较大认识的盗窃故意实施盗窃行为，即使最终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至少盗窃罪已经成立，只是发生了未遂的结果。价值认识错误则是指因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认识错误，没有主观上的盗窃数额较大的故意。这对案件最终结果的认定有很重要的影响。这就是本文论题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关于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与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的区别是认定的前提之一。
至此，笔者认为在对本案以及此类案件做学理定性的认识时，一定要理清概念。在单纯的数额较大类型盗窃案件中只存在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与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的问题，后者是此类案件的犯罪故意，前者不是单纯数额较大类型的犯罪故意。行为人主观上认为盗窃数额较大的故意与盗窃行为的最终结果数额没有必然联系。在多次盗窃类型的盗窃案中，“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与“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都存在。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与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为什么盗窃罪数额认识错误不存在盗窃故意存在与否的问题呢？为什么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不一定存在盗窃故意呢？这就要对盗窃罪的主观故意做具体的分析。

二、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与盗窃罪故意

笔者经过上文对所涉三个概念的区别，进一步想通过对天价葡萄案分析来总结盗窃罪的犯罪故意类型；进而寻找盗窃价值认识错误（含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在刑法学理上的最终落脚点。
天价葡萄案审理的最终结果引出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盗窃罪的犯罪故意中是否包括数额较大的认识因素。联系盗窃犯罪的犯罪故意、盗窃罪立法类型，我们能否对盗窃犯罪的犯罪故意做出具体的体系化的总结。教科书和学术论文对盗窃罪的犯罪故意的犯罪故意直接表述为只能出于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但是对盗窃罪故意的具体内容没有做出学理上的说明。
刑法264条的规定可以理解为盗窃罪有两种类型，其一是数额较大型盗窃罪，其二是多次盗窃型盗窃罪。两种盗窃罪虽然都是出于直接故意，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但是二者的主观故意之间有没有区别。笔者认为存在一定的区别，针对数额较大型盗窃罪，其主观故意要要求行为人对数额较大有一定的认识，不是具体的认识，是一种大概的、可能的认识。可以根据盗窃对象的具体特征认识。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所以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多次盗窃型盗窃罪主观故意不一定要求对数额较大有一定的认识。在后者情形下，盗窃价值认识错误可以认定为是盗窃罪的主观故意，多次盗窃价值认识错误的扒窃行为，可以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天价葡萄案中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盗窃罪的犯罪故意中是否包括数额较大的认识因素问题，应该根据盗窃罪的立法类型做具体的分析，在两种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认识作用不同，在数额较大型盗窃罪中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对象数额较大是认识因素，在多次盗窃型盗窃罪中则对此不作要求。由此盗窃价值认识错误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就可以针对具体案件事实做出具体的分析。在数额较大型盗窃罪中行为人没有数额较大的认识可能性，发生了盗窃价值认识错误，则没有刑法上的盗窃故意。但是在多次盗窃型盗窃中，则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主观故意，也即盗窃罪价值认识错误。两种情况中价值认识错误的称谓不同就是为了突显这点区别。前者不一定构成犯罪，后者构成犯罪，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总之，盗窃价值认识错误并不是一定不构成盗窃罪的主观故意，盗窃数额认识错误也不一定都构成盗窃罪的主观故意。行为人主观上认为数额较小，但实质是数额较大的盗窃行为，不构成数额较大型盗窃罪的主观故意。但是盗窃价值认识错误和盗窃数额认识错误有区别，他们是两种不同的认识错误，前一种是对象认识错误，后一种是事实认识错误。同时笔者认为，在具体案件认定的过程中要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做认定，二者有可能存在交叉的情形，行为人本着数额较大的认识错误去盗窃天价葡萄时，也可能会构成数额较大型盗窃罪的未遂。下面结合这个观点，重新对天价葡萄案做学理上的假设分析。

三、重新审视天价葡萄案

根据上述分析，天价葡萄案根据具体案件事实，最后以盗窃价值认识错误，没有主观上的盗窃故意做出学理认定比较合适。因为行为人是以偷食普通葡萄的盗窃故意实施的盗窃行为，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同时对用塑料袋带走的葡萄也没有数额较大的认识，所以不具备数额较大型盗窃罪的犯罪故意，缺乏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但是通过以下两个案例，我们又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
例一，正值隆冬季节，由于市场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葡萄的供应价格较往常是几倍的价格。行为人通过踩点，认为研究所的科研葡萄有较大利益的机会，四个人团伙作案，准备偷一百斤，一斤以20元算，每人最后可分得500元。
分析：这种案件就应该定性为盗窃罪的既遂或未遂。因为行为人已经产生了数额较大型盗窃罪的故意，并且将这种蓄谋精心策划着手实施盗窃行为。本案中如果以科研葡萄的价格计算，远远高于20元一斤的价格标准，但是这并不是实质上的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不是由于行为人基于自身的认识能力产生的盗窃 价值认识错误问题，而是属于数额较大型盗窃罪的典型案例。
例二，以甲为首的四名外地务工人员在下工回住宿地的途中，看到一居民四合院中种植了许多葡萄，于是四名务工人员一年内先后三次以上实施了入户盗窃葡萄的行为。原来此四合院的主人是一退休农科院院士，院中的葡萄是用来搞实验的。最后经过当地公安派出所民警的蹲点守候，终于将四名嫌疑人捕获。
分析：本案中四名嫌疑人主观上存在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但是在多次盗窃型盗窃罪情形下并不会由此就排斥行为人的盗窃故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年内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行为，就能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所以在本案中盗窃价值认识错误并不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的思考，笔者认为盗窃价值认识错误案件的认定前提，首先要仔细分析案件的具体事实，而后依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区别数额较大型盗窃和多次盗窃型盗窃，在对盗窃的主观故意做出具体分析后，再做适用法律的定性。

四、结语

本文主要是从学理概念的区别出发，联系盗窃价值认识错误与盗窃罪的整体认定，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分析盗窃故意，讨论盗窃价值认识错误的认定前提。但是在刑事追诉标准等一系列问题上没有做过多的论述，例如多次数额较大型盗窃和本文所指的多次盗窃在具体数额认定上的特殊规定。我国的刑事立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具体司法实践中也很模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但是这也只是一个追诉标准的规定，并没有对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做出认定，所以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值得探讨。至于研究的落脚点，笔者考虑是否可以将两种类型盗窃分成两款做出规定，这样既借鉴了西方关于盗窃的立法规定，又有我国的刑法数额特色。



参考文献：
[1]李文燕,杨忠民.刑法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高铭?,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3]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陈兴良:“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罪量要素——立足于中国刑法的探讨”，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