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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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告
海关
遵照国务院决定及海关总署通知，特公告如下：
一、除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我国政府与其它国家政府协议规定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的机构、人员进口的汽车、摩托车以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无偿赠送进口的汽车、摩托车以外，其他任何机构、人员以任何贸易方式进口的汽车、摩托车（包括捐赠进口、旅客携运进境）的税收
优惠规定自7月5日起停止执行，一律由海关照章征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其他税费。
7月4日（含当日）前已经有关部门批准并领取有关证明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即应申领许可证的于7月4日前已领取许可证，不需申领许可证的，已于7月4日前经海关审核批准并开具减免税证明的）尚未进口的汽车，其减免税有效期可顺延至1994年9月30日，逾期进口一律
按法定税率照章征税。
二、国家指定大连港、天津新港、上海港、黄埔港4个沿海港口和满洲里、深圳（皇岗）2个陆地口岸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这些口岸可设立进口整车专营码头或进口车保税仓库。其他口岸不得设立进口整车专营码头或进口车保税仓库。除国家指定的六个整车进口口岸可接受进口整车
报关业务就地办理验证和征税手续外，自10月1日起，对进口整车不予转关，其他口岸均不再受理整车进口报关业务。
199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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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6年，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市。近海附近的很多渔民突发怪病，患病者的惨状与哀鸣遍及水俣市。受害的儿童出现严重的脑炎症状，患病的成人则出现脑肿瘤、脑出血及精神病症状，甚至有患者精神发狂而死亡。患者即使住院治疗保住性命，也会留下知觉异常的神经障碍、听力减退、语言障碍等后遗症。事件伊始，患者因疫学知识与法律意识欠缺，唯有承受重症带来的惨痛。直至1959年，熊本大学医学系方将注意力集中在“有机水银中毒”的原因上，谨慎调查后推断:水俣市的“日本氮素工厂”往近海排放有机水银废液是造成渔民惨状的元凶。不过现实却较残酷，家庭已近崩溃的受害者亲属的抗议所遭遇的不过是氮素工厂与市议会的冷眼，在经济利益优先的思维下，水俣市政府、行业协会、议员均站在氮素公司一边。1959年12月，在舆论压力下，水俣病事件以所谓的“和解”暂告一段落。患病5年以上的生存者被迫接受每人50万日元的“慰问金”(相当于人民币4万元左右)，并书面保证今后再不得提起新的赔偿要求。在水俣病诉讼成功之前，患者们的哀鸣声被优先发展经济的欲求所淹没。
二战后的日本，在经济飞快跃进的车轮声下，三井、昭和等日本大企业以政治献金方式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公害诉讼上尤其如此。因官商政治的现实背景，面对因公害污染而患病的渔民，三井公司、日本氮素工厂、昭和石油等大企业俨然“大佬”自居，反而讽刺、诬陷患者不过是“想从公司骗钱”而已。即使患病者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胜诉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日本，部分近海附近可见因有机水银污染而死亡的鱼类，巨大的工厂群里不停地喷出煤烟，夜晚管道里烈火熊熊燃烧释放出有毒的亚硫酸，矿业公司则为追求利润而往河流中排放致病的重金属镉……这一切也与日本上世纪的“经济奇迹”相生相伴。一面是水俣病患者日复一日的疾病惨状，另一面却是污染企业的逍遥法外与“大事化小”的现实。
依照传统的日本民事诉讼举证立法，法院奉行“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规则，水俣病患者除了要证明水俣病症状之外，还必须证明日本氮素公司、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排污企业与水俣病之间有确实的因果关系。“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为德国法学家罗森贝克于1900年所首创，但至水俣病诉讼时已相距有一甲子，僵化地将该规则适用于因重金属污染而患病的受害人明显不符合司法公正。在日本最高法院创设新理论、新判例之前，“因果关系”的证明和“举证责任”问题成为公害诉讼中原告方及其律师难以逾越的高墙。
197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矢口洪一代表多数派亮出了最高法院的新思维，即通过“盖然性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倒置”来审理水俣病诉讼，成为“乌云中的亮光”。日本民事侵权法上原本就有“过错推定”的规则，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企业排放重金属事实是否与原告水俣病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已知证据进行“过错推定”不仅符合民法典，也是合理降低原告方证明度的要求。加之美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就有“盖然性证明”(Proof of Preponderance)的立法与判例，二战后受美国法影响的日本在诉讼证明中引入盖然性证明理论并不奇怪。因此，1971年9月，新泻地方法院判决患者全面胜诉。审判长宫崎启一法官在最高法院的鼓舞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判决中引用与发展了盖然性证明理论，即“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不可能成为污染源的话，事实上可以推断出存在污染，同时意味着证明了法律上因果关系。昭和电工虽然知道熊本县的水俣病对人体、生物的损害，却有如隔岸观火，对于工厂乙醛制造过程中有机水银化合物的产生、流出毫不注意，不加任何处理就作为工业废水常年排到内河与近海，构成过失”。司法前进的巨轮为最高法院及各种进步团体所推动，公害诉讼最终以原告的彻底胜诉终结，法院除判决要求企业向原告公开道歉、停止侵权外，每名因重金属污染而致死、致残的原告获得1600万至1800万日元的赔偿。
水俣病事件的诉讼结果当时为全球所瞩目，一方面是因于水俣病的惨状与患者的哀鸣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法院在关键时刻“顺应时势”合理运用、解释法律保护弱势的患者群体，恪守了司法正义的底限。法官所创设的“盖然性证明”判例也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民事诉讼的新篇章，在特殊侵权诉讼中通过适度降低弱势原告的证明责任，同时也实现诉讼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这成为世界法制史上日本法官群体值得称颂的贡献。
水俣病的判决精神也影响到日本的刑事诉讼，当下的日本在学说与制度上均肯定“疫学的因果关系”标准。即在公害犯罪案件中，如果检察官能够举证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的成立，污染企业应当被追究罪责。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无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而只需根据疫学原理及统计学方法证明公害污染与患病之间达到较高的“盖然性优势”即可。诉讼证明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科学学说证明，自然科学实验要求严格的实验条件、实验程序及实验数据，科学学说的证明需达到“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方能为科技界所公认。但是在特定的公害犯罪案件中，诉讼证明却无必要达到“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二战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被称为“新宪法之嫡子”，检察官与法官必须拥有新时代的人权意识方能为国民所称颂。在如何应对科技革命的副产品重金属污染案件问题上，日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定罪证明为“自由心证”，赋予新时代的检察官、法官新课题与新权能。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岸盛一先生所云:“检察官、法官必须是一根根孤独生长的竹子，一根一根的翠竹盘根错节，牢牢地守卫着山河。检察官、法官要有像竹子一样坚韧孤高的精神。”日本最高法院在刑事司法上同样创设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在追诉、惩治公害犯罪中创设新的证明理论，表现出竹子似的品格与司法操守。
时下的中国大陆，“绿色GDP”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公众被迫要忍受公害污染的代价，受害人被迫接受污染企业的所谓“慰问金”，以致公害犯罪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刑事司法漏斗效应(Criminal funneling effect)在当下的公害犯罪治理上已经显现无疑。一面是公害犯罪受害者的病痛惨状、穷困潦倒及家庭的支离破碎，另一面却是经济利益至上思想下在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上显现出的过度宽容，上述日本水俣病诉讼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为时下的中国大陆司法界所借鉴。
(作者为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政府
嘉兴市烟草专卖管理实施办法
（嘉兴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1年7月11日嘉兴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浙江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统称烟草制品。
第四条 本市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和运输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制度。
烟草专卖许可证分为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等四类。
第二章 烟草专卖行政管理机构
第五条 嘉兴市烟草专卖局主管本市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依法对生产、经营和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各县（市）烟草专卖局主管辖区内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在必要时，可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检查队伍，依法查处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和运输中的违法行为。
烟草专卖管理所是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受派出机关的领导，负责本辖区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物价、银行、交通、铁路、邮电等部门应当配合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做好本市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七条 对生产、运输、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和经营走私烟草制品的行为，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应当配合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公安部门依法查处。其他部门和单位发现违反烟草专卖管理的行为，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获的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应当交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销毁，禁止以任何形式销售；依法查获没收的走私烟草制品，应当交由省人民政府指定的烟草拍卖机构拍卖。
第八条 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本办法做出突出成绩及检举和协助查处烟草专卖违法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九条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必须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由嘉兴市烟草专卖局或其指定的下一级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十条 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取得相应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领取营业执照后30日内，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登记。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不得予以核准登记。
第十一条 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及时向原发证部门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变更、补办或注销手续，并相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手续。
（一）企业合并、分立、转产或者改变企业名称、负责人、企业地址、主管部门、经济类型、经营范围的；
（二）遗失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三）停业或歇业的。
第十二条 经营烟草制品的企业和个人，必须按烟草专卖许可证登记的经营地点和方式经营。
烟草专卖许可证应放置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
第十三条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四章 烟草专卖品销售
第十四条 禁止销售下列烟草制品：
（一）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的；
（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
（三）无注册商标的；
（四）霉坏、变质的；
（五）非法进口的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的国产卷烟、雪茄烟，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除外；
（六）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
（七）省外地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和非国家定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生产的烟草制品；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销售的其他烟草制品。
第十五条 我市卷烟销售实行部分品牌加贴防伪标志制度，加贴防伪标志的具体卷烟品牌由市、县（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有如下特征的，属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一）所销售卷烟已列入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公布的贴标品牌目录，但没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的；
（二）所销售卷烟虽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但属于在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进货的；
（三）所销售卷烟虽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但属于在个体经营户处进货的；
（四）所销售卷烟属贴用假冒、残缺及重复贴用防伪标志的；
（五）其他不符合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的。
第十六条 经营罚没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国产卷烟、雪茄烟的企业，必须持“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到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进货。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部门罚没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应在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监督下，在本市依法拍卖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批发）”证照的企业。通过拍卖购得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只能批发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的企业。
在市场上罚没的零散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应当交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的企业销售。
罚没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在拍卖、销售前，必须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在箱包装和条包装上加贴“没收非法进口卷烟”字样的标记。
第十八条 本市所辖范围内设在综合性商品交易市场内的卷烟经营摊位数应控制在市场总摊位数的1%以下，且最多不得超过10个，并依照分散、兼营、零售和方便销售的原则合理布局，不得集中经营，不得搞批发。
第五章 烟草专卖品运输
第十九条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按下列规定持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开具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一）省内跨县（市）运输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
（二）省内跨县（市）运输罚没走私卷烟、雪茄烟，必须持有省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各执法部门扣留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从查获地运往封存地，可凭执法部门开具的《扣留凭证》运输。
在我市管辖区内运输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或持当天开具的向本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购货发票。对于无准运证的烟草专卖品，驾驶员不得承运。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的无准运证运输是指：
（一）重复使用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
（二）超出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规定数量的；
（三）未运至准运证规定的到货地进行销售的；
（四）使用过期、涂改、复印、伪造、变造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
（五）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
（六）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对涉嫌违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交通工具，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会同公安等部门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属特种车辆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各有关部门在道路、车站、码头设置的检查站（口），应当积极支持配合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执法检查。
第二十二条 邮寄以及进出本市携带烟草制品的，不得超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三条 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年检、变更、注销手续，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并在三年内不予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
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和买卖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一年内有两次（含两次）以上因销售假冒烟、走私烟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被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以及拒绝接受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检查或以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执法的，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依照烟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或相应变更其经营范围。
第二十六条 零售经营户销售非法生产的卷烟，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
第二十七条 擅自销售印有“专供出口”字样国产卷烟、雪茄烟和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的或擅自销售无标志的外国卷烟，出口倒流国产卷烟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违法经营卷烟总值50％以上一倍以下罚款，但最高罚款金额不得超过50000元，对无标志的外国卷烟、出口倒流国产卷烟，由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予以没收。
第二十八条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二）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烟草制品的，依据《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处以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查获的易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超过三十日，其他烟草专卖品超过六十日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作无主财产处理，变价款上缴国家财政；假冒、霉坏、变质卷烟予以公开销毁。
第三十一条 本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有权对辖区内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拒绝、阻碍烟草专卖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战后的日本，在经济飞快跃进的车轮声下，三井、昭和等日本大企业以政治献金方式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公害诉讼上尤其如此。因官商政治的现实背景，面对因公害污染而患病的渔民，三井公司、日本氮素工厂、昭和石油等大企业俨然“大佬”自居，反而讽刺、诬陷患者不过是“想从公司骗钱”而已。即使患病者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胜诉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日本，部分近海附近可见因有机水银污染而死亡的鱼类，巨大的工厂群里不停地喷出煤烟，夜晚管道里烈火熊熊燃烧释放出有毒的亚硫酸，矿业公司则为追求利润而往河流中排放致病的重金属镉……这一切也与日本上世纪的“经济奇迹”相生相伴。一面是水俣病患者日复一日的疾病惨状，另一面却是污染企业的逍遥法外与“大事化小”的现实。
依照传统的日本民事诉讼举证立法，法院奉行“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规则，水俣病患者除了要证明水俣病症状之外，还必须证明日本氮素公司、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排污企业与水俣病之间有确实的因果关系。“对谁有利、由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原为德国法学家罗森贝克于1900年所首创，但至水俣病诉讼时已相距有一甲子，僵化地将该规则适用于因重金属污染而患病的受害人明显不符合司法公正。在日本最高法院创设新理论、新判例之前，“因果关系”的证明和“举证责任”问题成为公害诉讼中原告方及其律师难以逾越的高墙。
197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矢口洪一代表多数派亮出了最高法院的新思维，即通过“盖然性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倒置”来审理水俣病诉讼，成为“乌云中的亮光”。日本民事侵权法上原本就有“过错推定”的规则，三井矿业、昭和电工等企业排放重金属事实是否与原告水俣病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已知证据进行“过错推定”不仅符合民法典，也是合理降低原告方证明度的要求。加之美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就有“盖然性证明”(Proof of Preponderance)的立法与判例，二战后受美国法影响的日本在诉讼证明中引入盖然性证明理论并不奇怪。因此，1971年9月，新泻地方法院判决患者全面胜诉。审判长宫崎启一法官在最高法院的鼓舞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判决中引用与发展了盖然性证明理论，即“企业不能证明自己的工厂不可能成为污染源的话，事实上可以推断出存在污染，同时意味着证明了法律上因果关系。昭和电工虽然知道熊本县的水俣病对人体、生物的损害，却有如隔岸观火，对于工厂乙醛制造过程中有机水银化合物的产生、流出毫不注意，不加任何处理就作为工业废水常年排到内河与近海，构成过失”。司法前进的巨轮为最高法院及各种进步团体所推动，公害诉讼最终以原告的彻底胜诉终结，法院除判决要求企业向原告公开道歉、停止侵权外，每名因重金属污染而致死、致残的原告获得1600万至1800万日元的赔偿。
水俣病事件的诉讼结果当时为全球所瞩目，一方面是因于水俣病的惨状与患者的哀鸣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法院在关键时刻“顺应时势”合理运用、解释法律保护弱势的患者群体，恪守了司法正义的底限。法官所创设的“盖然性证明”判例也开启了日本二战后民事诉讼的新篇章，在特殊侵权诉讼中通过适度降低弱势原告的证明责任，同时也实现诉讼结果上的“举证责任倒置”，这成为世界法制史上日本法官群体值得称颂的贡献。
水俣病的判决精神也影响到日本的刑事诉讼，当下的日本在学说与制度上均肯定“疫学的因果关系”标准。即在公害犯罪案件中，如果检察官能够举证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的成立，污染企业应当被追究罪责。证明疫学上的因果关系无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真实标准，而只需根据疫学原理及统计学方法证明公害污染与患病之间达到较高的“盖然性优势”即可。诉讼证明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科学学说证明，自然科学实验要求严格的实验条件、实验程序及实验数据，科学学说的证明需达到“排除所有合理的怀疑”方能为科技界所公认。但是在特定的公害犯罪案件中，诉讼证明却无必要达到“排除所有合理怀疑”。
二战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被称为“新宪法之嫡子”，检察官与法官必须拥有新时代的人权意识方能为国民所称颂。在如何应对科技革命的副产品重金属污染案件问题上，日本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定罪证明为“自由心证”，赋予新时代的检察官、法官新课题与新权能。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岸盛一先生所云:“检察官、法官必须是一根根孤独生长的竹子，一根一根的翠竹盘根错节，牢牢地守卫着山河。检察官、法官要有像竹子一样坚韧孤高的精神。”日本最高法院在刑事司法上同样创设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理论，在追诉、惩治公害犯罪中创设新的证明理论，表现出竹子似的品格与司法操守。
时下的中国大陆，“绿色GDP”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公众被迫要忍受公害污染的代价，受害人被迫接受污染企业的所谓“慰问金”，以致公害犯罪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刑事司法漏斗效应(Criminal funneling effect)在当下的公害犯罪治理上已经显现无疑。一面是公害犯罪受害者的病痛惨状、穷困潦倒及家庭的支离破碎，另一面却是经济利益至上思想下在重大环境污染犯罪上显现出的过度宽容，上述日本水俣病诉讼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为时下的中国大陆司法界所借鉴。
(作者为苏州市沧浪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嘉兴市烟草专卖管理实施办法
嘉兴市烟草专卖管理实施办法
（嘉兴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1年7月11日嘉兴市人民政府令第11号发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专卖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和《浙江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烟草专卖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烟叶、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
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统称烟草制品。
第四条 本市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和运输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制度。
烟草专卖许可证分为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等四类。
第二章 烟草专卖行政管理机构
第五条 嘉兴市烟草专卖局主管本市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依法对生产、经营和运输烟草专卖品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
各县（市）烟草专卖局主管辖区内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在必要时，可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组成联合检查队伍，依法查处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和运输中的违法行为。
烟草专卖管理所是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受派出机关的领导，负责本辖区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物价、银行、交通、铁路、邮电等部门应当配合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做好本市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第七条 对生产、运输、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和经营走私烟草制品的行为，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应当配合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公安部门依法查处。其他部门和单位发现违反烟草专卖管理的行为，应当及时通知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
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获的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应当交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开销毁，禁止以任何形式销售；依法查获没收的走私烟草制品，应当交由省人民政府指定的烟草拍卖机构拍卖。
第八条 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和本办法做出突出成绩及检举和协助查处烟草专卖违法案件的有功单位和个人，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九条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必须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由嘉兴市烟草专卖局或其指定的下一级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审批发证。
第十条 生产、经营烟草专卖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取得相应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领取营业执照后30日内，向税务部门申请办理税务登记。未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不得予以核准登记。
第十一条 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企业或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及时向原发证部门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变更、补办或注销手续，并相应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手续。
（一）企业合并、分立、转产或者改变企业名称、负责人、企业地址、主管部门、经济类型、经营范围的；
（二）遗失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三）停业或歇业的。
第十二条 经营烟草制品的企业和个人，必须按烟草专卖许可证登记的经营地点和方式经营。
烟草专卖许可证应放置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
第十三条 禁止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四章 烟草专卖品销售
第十四条 禁止销售下列烟草制品：
（一）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的；
（二）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
（三）无注册商标的；
（四）霉坏、变质的；
（五）非法进口的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的国产卷烟、雪茄烟，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除外；
（六）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
（七）省外地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和非国家定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生产的烟草制品；
（八）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销售的其他烟草制品。
第十五条 我市卷烟销售实行部分品牌加贴防伪标志制度，加贴防伪标志的具体卷烟品牌由市、县（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有如下特征的，属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一）所销售卷烟已列入当地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公布的贴标品牌目录，但没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的；
（二）所销售卷烟虽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但属于在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进货的；
（三）所销售卷烟虽有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加贴统一印制防伪标志，但属于在个体经营户处进货的；
（四）所销售卷烟属贴用假冒、残缺及重复贴用防伪标志的；
（五）其他不符合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的。
第十六条 经营罚没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和印有“专供出口”字样国产卷烟、雪茄烟的企业，必须持“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到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进货。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部门罚没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应在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监督下，在本市依法拍卖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批发）”证照的企业。通过拍卖购得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只能批发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的企业。
在市场上罚没的零散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应当交给持有“处理罚没走私卷烟定点企业（零售）”证照的企业销售。
罚没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在拍卖、销售前，必须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在箱包装和条包装上加贴“没收非法进口卷烟”字样的标记。
第十八条 本市所辖范围内设在综合性商品交易市场内的卷烟经营摊位数应控制在市场总摊位数的1%以下，且最多不得超过10个，并依照分散、兼营、零售和方便销售的原则合理布局，不得集中经营，不得搞批发。
第五章 烟草专卖品运输
第十九条 烟草专卖品的运输实行准运证制度。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按下列规定持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开具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一）省内跨县（市）运输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县级以上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
（二）省内跨县（市）运输罚没走私卷烟、雪茄烟，必须持有省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各执法部门扣留的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从查获地运往封存地，可凭执法部门开具的《扣留凭证》运输。
在我市管辖区内运输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签发的准运证或持当天开具的向本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购货发票。对于无准运证的烟草专卖品，驾驶员不得承运。
第二十条 本办法中的无准运证运输是指：
（一）重复使用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
（二）超出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规定数量的；
（三）未运至准运证规定的到货地进行销售的；
（四）使用过期、涂改、复印、伪造、变造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的；
（五）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又无法提供在当地购买烟草专卖品的有效证明的；
（六）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对涉嫌违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交通工具，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会同公安等部门依法实施现场检查，属特种车辆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查处。各有关部门在道路、车站、码头设置的检查站（口），应当积极支持配合烟草专卖主管部门的执法检查。
第二十二条 邮寄以及进出本市携带烟草制品的，不得超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三条 不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年检、变更、注销手续，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买卖、出租、出借烟草专卖许可证和准运证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并在三年内不予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
伪造、变造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和买卖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一年内有两次（含两次）以上因销售假冒烟、走私烟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被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以及拒绝接受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检查或以暴力抗拒烟草专卖执法的，烟草专卖主管部门应当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格，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依照烟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或相应变更其经营范围。
第二十六条 零售经营户销售非法生产的卷烟，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
第二十七条 擅自销售印有“专供出口”字样国产卷烟、雪茄烟和非法进口卷烟、雪茄烟的或擅自销售无标志的外国卷烟，出口倒流国产卷烟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违法经营卷烟总值50％以上一倍以下罚款，但最高罚款金额不得超过50000元，对无标志的外国卷烟、出口倒流国产卷烟，由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和烟草专卖主管部门予以没收。
第二十八条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二）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烟草制品的，依据《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处以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查获的易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超过三十日，其他烟草专卖品超过六十日无法找到当事人的，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作无主财产处理，变价款上缴国家财政；假冒、霉坏、变质卷烟予以公开销毁。
第三十一条 本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有权对辖区内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拒绝、阻碍烟草专卖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烟草专卖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烟草专卖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烟草专卖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