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对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招工有关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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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对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招工有关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民政部对湖南省民政厅《关于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招工有关问题的请示》的答复
民政部
湖南省民政厅：
你厅《关于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招工有关问题的请示》(湘民优字［1991］第7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关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家居农村的革命烈士家属，符合招工条件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安排其中一人就业”如何掌握的问题，你厅的理解是对的。即：不仅指家居农村的现役军人中的革命烈士家属，也包括家居农村的其他革命烈士家属。此复。
199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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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引发的争议以及进而引起的劳资关系的紧张，各国莫不加以重视并寻求解决之道，美国在此问题的解决和防范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在过去30多年来，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各级法院的相关判例诠释，相关行政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促进与协调以及雇主及事业单位主动采取的各项预防及补救措施，建立起了诉讼救济、行政救济、单位内部救济等多种渠道的纠纷解决救济机制，使得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的各项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诉讼救济路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最为普遍的诉讼救济手段，即依据侵权行为法在私法框架内提起侵权之诉；另一种是依联邦《民权法案》及各州平等就业法律在公法框架内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在后者出现之前，前者是普遍的诉讼救济手段。
民事侵权之诉
这种诉讼是依据侵权行为法一般直接对侵害人提起的民事侵权之诉，是将性骚扰行为外在表现类型化而分别提起的诉讼。该类型化的诉讼属于学理上的分类，如提起人身伤害之诉、精神损害之诉以及非法妨害人身自由、诽谤以及侵犯隐私权之诉等。这种依据普通法下的侵权行为法提起的诉讼，是在依照民权法案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诉讼确立之前，为受害人所能采取唯一有效途径，当性别歧视之诉确立后，这种非制定性法诉因之讼仍具有相当吸引力。因其赔偿金额的数量较性别歧视之诉的赔偿无限制，赔偿金的种类也较后者多，尤其是设定有惩罚性的赔偿。且受害人通过侵权之诉享有较长诉讼时效,程序也较为熟知而不复杂，实属有利甚多。所以受害者利用侵权行为法来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寻求救济，仍是相当普遍之现象。现以三类侵权之诉为例说明之。
1.人身伤害之诉。是指受害者在工作场所遭受冒犯性肢体接触或有这种行为之虞时，提出的侵权行为之诉。该种诉讼以肢体接触或有即将进行接触之预期及忧虑为要件。如果仅仅是言语骚扰，则无法依据这类诉讼获得救济。而受害者在提出人身伤害之诉时，要证明两项要素：即有有害或冒犯性的肢体接触以及受害者对这类加害人有意加害的行为感到忧虑不安。人身伤害之诉对肢体性骚扰情形最为适用，也为工作场所肢体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采用。例如，当法官轻轻吻了一下一个睡着的女秘书使女秘书感到焦虑不安，女秘书可以人身伤害提起对法官的性骚扰之诉。
2.精神损害之诉。又名故意造成情绪上苦恼之诉，也是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最常引用的救济方式。该项诉讼需要具备四项要件：加害行为极端而令人厌恶，加害人具有造成情绪上苦恼之意图，被害人因此遭受严重情绪上苦恼及被害人指控的行为造成其严重情绪苦恼。例如，女下属未答应男上司的表白，此后频繁受到男上司的电话骚扰，每天晚上会发一句恶心短信，或是打电话进行辱骂，行为很极端且令人厌恶，也造成女下属情绪紧张，无法安心工作，工作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困扰。此时该女下属可以提起精神损害之诉控告男上司性骚扰。
3.非法妨害人身自由之诉。是指一种意图将他人限制在行为人所设定范围内的动作，而这种行为会造成将该位清醒个人拘禁之后果。一般而言，在涉及侵略性肢体动作之性骚扰事件中，某些性方面示好之举动往往会构成错误限制人身自由之情形。如饭店老板抓起女服务员，把她带进房间，然后将她按倒在地，并对她身体加以抚摸，即构成非法妨害人身自由之情形。
性骚扰之诉的由来和发展
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是将性骚扰归为性别歧视的一种，并依据民权法案及各州公平就业法规以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发布的具有司法参考价值的相关指导原则对雇主提起的诉讼。其由来与发展归功于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侬女士、广大妇女群体以及各级联邦法院和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
麦金侬在1979年发表的《职业女性性骚扰》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她指出，性骚扰是典型、恶劣的性别歧视行为，不能仅依靠单个受害者在侵权行为法下得到个案救济，而应当利用《民权法案》第七章，即“禁止雇主因受雇者之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原始国籍、残障情况及年龄等因素，而拒绝雇佣或解雇，或在薪资报酬、工作条件、待遇或优遇等雇佣条件上，有任何歧视待遇之情形”提起基于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从根本上解决。其观念得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认可，并在1980年进一步规定了两类基本的性骚扰形式：“性雇佣条件”、“性恩惠”之类带有性交换的骚扰；“胁迫”、“敌意”、“攻击性”工作环境的骚扰。
随后，麦金侬的主张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在1986年的一件案子中最终被最高法院所认可和采用，自此将性骚扰行为界定为性别歧视可以援引民权法案进行诉讼已经成为美国司法中的主流观念。而对骚扰者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已成为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
随着大量性骚扰案件的提起与诉讼，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修正了民权法案，对性骚扰者可以判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并规定了性别歧视案件中的陪审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对性别歧视之诉的法律保障。
性骚扰之诉的实践
在性别歧视之诉中，由于所依据的法律是国会通过的民权成文法，因而性骚扰的诉讼由联邦法院审理，并且被告是性骚扰发生场所的公司、工场和雇主。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雇主承担的主要是提出证据证明性骚扰或者性骚扰情节十分轻微，或者具体表明其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以及事后采取了合理而迅速的纠正措施的责任。而整个案件的说服责任主要由原告受害人承担，包括按照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提出证据来支持其主张以及对被告理由的反驳。
该诉讼可用一例说明之。原告原为一夜店服务员，在其顾客A的帮助下成为A所在公司的雇员。原告在A手下工作，两周后，A约原告工作后面谈。面谈时，A向原告介绍自己的婚姻状况和他与其工作女伙伴之间的风流事，并提出要与原告发生性关系。原告拒绝了A的要求，此后A开始设置“敌意”的工作环境：A为她安排疑难复杂的工作；让她在他的电脑前工作，而他电脑的保护屏为一张几乎全裸的女体照片等。有两次A向原告展示男性生殖器状的抚慰器；原告想申请升迁时，A让原告画一张形似男性生殖器的播种机。此外，A让原告起草一份文件，文件上有“精子有权生存”和“妓女合法化”的字眼。后来，原告辞职并以性骚扰状告被告公司。
此案件同时包含了性关系雇佣条件和敌意工作环境两类性骚扰，陪审团和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原告，被告上诉至第八巡回法院。第八巡回法院驳回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性骚扰不成立，因为A的行为未达到“苛刻”和“弥漫”的程度。
余论
对于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而言，无论是在公法框架内以性别歧视提起性骚扰之诉，还是在私法框架内以侵权提起民事侵权之诉，两种救济路径并不排斥。关键在于受害者诉讼成本，胜诉几率以及赔偿额等各方面的考虑和选择。上升到整个性骚扰诉讼救济机制的建构而言，前者是一种更能突出社会影响力的诉讼，是一种主要的救济手段，而后者亦能提供前者所不具备的各种补偿措施，弥补前者所依据的联邦及各州公平就业法规的不足，亦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被普遍采用的救济手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完善《法官法》、《检察官法》：哪些要改？怎么改？
杨涛
《法官法》、《检察官法》已经实施１０年。由公诉人法庭被打事件引发的法官检察官行使职权保障问题，再次引起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对“两法”执行情况的关注——
日前，云南省检察机关司法考试培训班在昆明举行开学典礼。为确保检察机关能有更多的干警通过考试，今年云南省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司法考试管理办公室”，集中全省检察机关近300名干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封闭式学习，聘请专门辅导机构进行辅导。吴锡章 杨健鸿摄
７月５日，纪念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１０年前的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以下简称“两法”）。“两法”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两法”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刑事庭上，公诉人王东晖两次被被告人战信佳殴打的事件，再一次引发公诉人依法行使职权的保障问题。而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司法实务界的赵仕杰、李春林、公丕祥和徐晓阳等代表则提出议案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在履行职责时受到外界的不正常压力、干涉已经不是新闻；法官、检察官因为公正处理案件得罪了某些领导，受到停职、降职或者调离处理事件也时有发生。在有的地方，法官、检察官要按地方的要求承担招商引资、扫黄打非等职业外的任务，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同样会被追究责任……要彻底消除这些形形色色的干涉现象，就必须完善法官法、检察官法。
“两法”应当规定国家保障法官、检察官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
“两法”对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在依法履行其职责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等。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检察官这些职业的保障在一些地方落实得并不到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长余捷认为，法官、检察官在依法履行职权中，受到种种干涉的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下，法官、检察官在人事、经费、福利待遇上受地方行政影响比较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光中说，法官、检察官的独立司法是由他们的职责特点所决定的，司法机关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对事实、法律负责，就必须真正独立行使职权。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对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权的打击报复，以及让法官、检察官从事非职业的招商引资、扫黄打非等任务，与一些地方领导对法官、检察官的地位、对司法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有关。他们通常从行政角度看待司法，没有认识到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性。陈光中认为，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不能按照西方模式讲司法独立；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宪法中有关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等规定的实现，党政领导应当大力支持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为营造独立的司法环境创造条件。他提出，应当改变现有的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主要由地方决定任免的现状，上级法院、检察院要取得对“两长”任命的决定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东认为，现行的“两法”只是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我们还应当在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的同时，完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加强研究司法机关与人大的关系等等。其次，这种不受干涉还只是法院、检察院作为整体不受外界干涉，而对于法官、检察官个人在依法履行职权中如何保持独立性，也要加强研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当事人或犯罪分子对法官、检察官打击报复的现象，陈卫东认为，“两法”应当制定专门的条款，规定国家保障法官、检察官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
此外，现行的“两法”对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制度并没有作出特殊规定，在实践中基本参照公务员退休制度执行，有些地方还出台一些政策要求法官、检察官提前退休。陈光中、陈卫东都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合理，没有考虑到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特点，因为法官、检察官的经验是司法工作必不可少的财富，在一些国家，法官是终身制的。因此，两位专家建议在今后对“两法”进行修改时，应当对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制度作出专门的规定。
资格准入、经费、待遇保障需进一步完善
“两法”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选任。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从法官、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但是，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却遇到了一些障碍。在司法考试中，东部与中西部通过率差距较大，西部一些地方的法院、检察院甚至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如某检察院有４４０人，但到２００３年，全院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仅有３人；西部一些地区的检察系统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就没有一人通过司法考试。此外，有的地方还存在降低“两法”规定的检察官、法官任命标准的现象。
余捷认为，对于严格按照通过司法考试来任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不符合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也经常被安排到法院、检察院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院”工作的开展。陈光中认为，要建立一支精英化的法官、检察官队伍，就要严格按照“两法”来任命法官、检察官，而且还必须对现有队伍中不符合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进行清理，限期调离。
陈卫东认为，在法官、检察官资格准入上，“两法”应当尽快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在司法考试上，应适当考虑加大西部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二是对于那些已经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两法”要有配套的措施将他们充实到法官、检察官队伍中去；三是现行的“两法”没有对法院院长、副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作出通过司法考试的要求，今后应当在这一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两法”规定，法官、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检察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检察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检察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检察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
但是，在实践中，法官、检察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是与公务员等同，并没有体现差别，并且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地区甚至连正常的工资、福利都难以保障。据７月３日的《新京报》报道，南京市近日传来消息，有关方面表示将提高南京市法官的收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使法官的收入要高于同级的公务员收入。但这还只是个别地方实行的政策，大多数地方在现阶段是难以做到的。陈卫东说，现在经费、待遇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一些不发达地区经费非常紧张，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妨碍办案，造成“两院”人才流失。因此，应当从财政制度上进行反思，改变现行的主要由地方给司法机关拨款的现状。陈光中也认为经费、福利待遇的保障问题在不同地区有较大差别。他认为法官、检察官的工资、福利待遇不能简单与公务员相等，应当略高于一般公务员待遇。
奖惩、考评、人事晋升的行政色彩应逐渐淡化
“两法”对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奖惩、等级评定都作了原则规定，但是，实践中普遍反映相关的配套制度并没有跟进，现有的管理基本上适用对公务员的管理方法，行政色彩过浓。
余捷认为，现行的对法官、检察官的奖惩、考评是按照党政干部的标准，没有反映司法的行业特点，没有单独、长效的考评方法。人事晋升也是按照党政干部的标准。在检察官等级晋升上，似乎要等上级的通知，有通知来了才能晋升，缺乏一个长期有效、可操作的规定，也没有固定的程序。
陈卫东认为，法官、检察官从性质上讲并不能等同于公务员。他认为，应当出台与“两法”相配套的一些具体制度，改变现行与行政机关相同的奖惩、考评以及人事晋升办法，对现行的有关错案追究的制度也要进行反思，错案应着眼于总结经验。法官、检察官的晋升也要尽可能实现上级法院、检察院从下级法院、检察院选拔，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也要建立一种人员流动的机制。而只有解决现行制度中行政色彩过浓的问题，建立一整套与司法规律相符合的奖惩、考评以及人事晋升制度，才更利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两法”完善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跟进
在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诉讼救济路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最为普遍的诉讼救济手段，即依据侵权行为法在私法框架内提起侵权之诉；另一种是依联邦《民权法案》及各州平等就业法律在公法框架内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在后者出现之前，前者是普遍的诉讼救济手段。
民事侵权之诉
这种诉讼是依据侵权行为法一般直接对侵害人提起的民事侵权之诉，是将性骚扰行为外在表现类型化而分别提起的诉讼。该类型化的诉讼属于学理上的分类，如提起人身伤害之诉、精神损害之诉以及非法妨害人身自由、诽谤以及侵犯隐私权之诉等。这种依据普通法下的侵权行为法提起的诉讼，是在依照民权法案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诉讼确立之前，为受害人所能采取唯一有效途径，当性别歧视之诉确立后，这种非制定性法诉因之讼仍具有相当吸引力。因其赔偿金额的数量较性别歧视之诉的赔偿无限制，赔偿金的种类也较后者多，尤其是设定有惩罚性的赔偿。且受害人通过侵权之诉享有较长诉讼时效,程序也较为熟知而不复杂，实属有利甚多。所以受害者利用侵权行为法来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寻求救济，仍是相当普遍之现象。现以三类侵权之诉为例说明之。
1.人身伤害之诉。是指受害者在工作场所遭受冒犯性肢体接触或有这种行为之虞时，提出的侵权行为之诉。该种诉讼以肢体接触或有即将进行接触之预期及忧虑为要件。如果仅仅是言语骚扰，则无法依据这类诉讼获得救济。而受害者在提出人身伤害之诉时，要证明两项要素：即有有害或冒犯性的肢体接触以及受害者对这类加害人有意加害的行为感到忧虑不安。人身伤害之诉对肢体性骚扰情形最为适用，也为工作场所肢体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采用。例如，当法官轻轻吻了一下一个睡着的女秘书使女秘书感到焦虑不安，女秘书可以人身伤害提起对法官的性骚扰之诉。
2.精神损害之诉。又名故意造成情绪上苦恼之诉，也是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最常引用的救济方式。该项诉讼需要具备四项要件：加害行为极端而令人厌恶，加害人具有造成情绪上苦恼之意图，被害人因此遭受严重情绪上苦恼及被害人指控的行为造成其严重情绪苦恼。例如，女下属未答应男上司的表白，此后频繁受到男上司的电话骚扰，每天晚上会发一句恶心短信，或是打电话进行辱骂，行为很极端且令人厌恶，也造成女下属情绪紧张，无法安心工作，工作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困扰。此时该女下属可以提起精神损害之诉控告男上司性骚扰。
3.非法妨害人身自由之诉。是指一种意图将他人限制在行为人所设定范围内的动作，而这种行为会造成将该位清醒个人拘禁之后果。一般而言，在涉及侵略性肢体动作之性骚扰事件中，某些性方面示好之举动往往会构成错误限制人身自由之情形。如饭店老板抓起女服务员，把她带进房间，然后将她按倒在地，并对她身体加以抚摸，即构成非法妨害人身自由之情形。
性骚扰之诉的由来和发展
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是将性骚扰归为性别歧视的一种，并依据民权法案及各州公平就业法规以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发布的具有司法参考价值的相关指导原则对雇主提起的诉讼。其由来与发展归功于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侬女士、广大妇女群体以及各级联邦法院和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
麦金侬在1979年发表的《职业女性性骚扰》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她指出，性骚扰是典型、恶劣的性别歧视行为，不能仅依靠单个受害者在侵权行为法下得到个案救济，而应当利用《民权法案》第七章，即“禁止雇主因受雇者之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原始国籍、残障情况及年龄等因素，而拒绝雇佣或解雇，或在薪资报酬、工作条件、待遇或优遇等雇佣条件上，有任何歧视待遇之情形”提起基于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从根本上解决。其观念得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认可，并在1980年进一步规定了两类基本的性骚扰形式：“性雇佣条件”、“性恩惠”之类带有性交换的骚扰；“胁迫”、“敌意”、“攻击性”工作环境的骚扰。
随后，麦金侬的主张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在1986年的一件案子中最终被最高法院所认可和采用，自此将性骚扰行为界定为性别歧视可以援引民权法案进行诉讼已经成为美国司法中的主流观念。而对骚扰者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已成为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
随着大量性骚扰案件的提起与诉讼，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修正了民权法案，对性骚扰者可以判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并规定了性别歧视案件中的陪审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对性别歧视之诉的法律保障。
性骚扰之诉的实践
在性别歧视之诉中，由于所依据的法律是国会通过的民权成文法，因而性骚扰的诉讼由联邦法院审理，并且被告是性骚扰发生场所的公司、工场和雇主。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雇主承担的主要是提出证据证明性骚扰或者性骚扰情节十分轻微，或者具体表明其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以及事后采取了合理而迅速的纠正措施的责任。而整个案件的说服责任主要由原告受害人承担，包括按照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提出证据来支持其主张以及对被告理由的反驳。
该诉讼可用一例说明之。原告原为一夜店服务员，在其顾客A的帮助下成为A所在公司的雇员。原告在A手下工作，两周后，A约原告工作后面谈。面谈时，A向原告介绍自己的婚姻状况和他与其工作女伙伴之间的风流事，并提出要与原告发生性关系。原告拒绝了A的要求，此后A开始设置“敌意”的工作环境：A为她安排疑难复杂的工作；让她在他的电脑前工作，而他电脑的保护屏为一张几乎全裸的女体照片等。有两次A向原告展示男性生殖器状的抚慰器；原告想申请升迁时，A让原告画一张形似男性生殖器的播种机。此外，A让原告起草一份文件，文件上有“精子有权生存”和“妓女合法化”的字眼。后来，原告辞职并以性骚扰状告被告公司。
此案件同时包含了性关系雇佣条件和敌意工作环境两类性骚扰，陪审团和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原告，被告上诉至第八巡回法院。第八巡回法院驳回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性骚扰不成立，因为A的行为未达到“苛刻”和“弥漫”的程度。
余论
对于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而言，无论是在公法框架内以性别歧视提起性骚扰之诉，还是在私法框架内以侵权提起民事侵权之诉，两种救济路径并不排斥。关键在于受害者诉讼成本，胜诉几率以及赔偿额等各方面的考虑和选择。上升到整个性骚扰诉讼救济机制的建构而言，前者是一种更能突出社会影响力的诉讼，是一种主要的救济手段，而后者亦能提供前者所不具备的各种补偿措施，弥补前者所依据的联邦及各州公平就业法规的不足，亦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被普遍采用的救济手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完善《法官法》、《检察官法》：哪些要改？怎么改？
杨涛
《法官法》、《检察官法》已经实施１０年。由公诉人法庭被打事件引发的法官检察官行使职权保障问题，再次引起了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对“两法”执行情况的关注——
日前，云南省检察机关司法考试培训班在昆明举行开学典礼。为确保检察机关能有更多的干警通过考试，今年云南省检察院成立了专门的“司法考试管理办公室”，集中全省检察机关近300名干警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封闭式学习，聘请专门辅导机构进行辅导。吴锡章 杨健鸿摄
７月５日，纪念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１０年前的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８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以下简称“两法”）。“两法”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两法”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在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法院刑事庭上，公诉人王东晖两次被被告人战信佳殴打的事件，再一次引发公诉人依法行使职权的保障问题。而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司法实务界的赵仕杰、李春林、公丕祥和徐晓阳等代表则提出议案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在履行职责时受到外界的不正常压力、干涉已经不是新闻；法官、检察官因为公正处理案件得罪了某些领导，受到停职、降职或者调离处理事件也时有发生。在有的地方，法官、检察官要按地方的要求承担招商引资、扫黄打非等职业外的任务，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同样会被追究责任……要彻底消除这些形形色色的干涉现象，就必须完善法官法、检察官法。
“两法”应当规定国家保障法官、检察官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
“两法”对法官、检察官职业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在依法履行其职责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等。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官、检察官这些职业的保障在一些地方落实得并不到位。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长余捷认为，法官、检察官在依法履行职权中，受到种种干涉的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下，法官、检察官在人事、经费、福利待遇上受地方行政影响比较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光中说，法官、检察官的独立司法是由他们的职责特点所决定的，司法机关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义，对事实、法律负责，就必须真正独立行使职权。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对法官、检察官依法履行职权的打击报复，以及让法官、检察官从事非职业的招商引资、扫黄打非等任务，与一些地方领导对法官、检察官的地位、对司法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有关。他们通常从行政角度看待司法，没有认识到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性。陈光中认为，一方面要坚持中国特色，不能按照西方模式讲司法独立；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宪法中有关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等规定的实现，党政领导应当大力支持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为营造独立的司法环境创造条件。他提出，应当改变现有的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主要由地方决定任免的现状，上级法院、检察院要取得对“两长”任命的决定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东认为，现行的“两法”只是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我们还应当在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的同时，完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加强研究司法机关与人大的关系等等。其次，这种不受干涉还只是法院、检察院作为整体不受外界干涉，而对于法官、检察官个人在依法履行职权中如何保持独立性，也要加强研究。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当事人或犯罪分子对法官、检察官打击报复的现象，陈卫东认为，“两法”应当制定专门的条款，规定国家保障法官、检察官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
此外，现行的“两法”对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制度并没有作出特殊规定，在实践中基本参照公务员退休制度执行，有些地方还出台一些政策要求法官、检察官提前退休。陈光中、陈卫东都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合理，没有考虑到法官、检察官的职业特点，因为法官、检察官的经验是司法工作必不可少的财富，在一些国家，法官是终身制的。因此，两位专家建议在今后对“两法”进行修改时，应当对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制度作出专门的规定。
资格准入、经费、待遇保障需进一步完善
“两法”规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选任。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应当从法官、检察官或者其他具备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但是，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却遇到了一些障碍。在司法考试中，东部与中西部通过率差距较大，西部一些地方的法院、检察院甚至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如某检察院有４４０人，但到２００３年，全院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仅有３人；西部一些地区的检察系统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就没有一人通过司法考试。此外，有的地方还存在降低“两法”规定的检察官、法官任命标准的现象。
余捷认为，对于严格按照通过司法考试来任命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有些地方做得比较好，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不符合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也经常被安排到法院、检察院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院”工作的开展。陈光中认为，要建立一支精英化的法官、检察官队伍，就要严格按照“两法”来任命法官、检察官，而且还必须对现有队伍中不符合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进行清理，限期调离。
陈卫东认为，在法官、检察官资格准入上，“两法”应当尽快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在司法考试上，应适当考虑加大西部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二是对于那些已经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两法”要有配套的措施将他们充实到法官、检察官队伍中去；三是现行的“两法”没有对法院院长、副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作出通过司法考试的要求，今后应当在这一方面作出相应规定。
“两法”规定，法官、检察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检察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法官、检察官实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检察官享受国家规定的审判、检察津贴、地区津贴、其他津贴以及保险和福利待遇。
但是，在实践中，法官、检察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是与公务员等同，并没有体现差别，并且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地区甚至连正常的工资、福利都难以保障。据７月３日的《新京报》报道，南京市近日传来消息，有关方面表示将提高南京市法官的收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使法官的收入要高于同级的公务员收入。但这还只是个别地方实行的政策，大多数地方在现阶段是难以做到的。陈卫东说，现在经费、待遇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一些不发达地区经费非常紧张，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妨碍办案，造成“两院”人才流失。因此，应当从财政制度上进行反思，改变现行的主要由地方给司法机关拨款的现状。陈光中也认为经费、福利待遇的保障问题在不同地区有较大差别。他认为法官、检察官的工资、福利待遇不能简单与公务员相等，应当略高于一般公务员待遇。
奖惩、考评、人事晋升的行政色彩应逐渐淡化
“两法”对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奖惩、等级评定都作了原则规定，但是，实践中普遍反映相关的配套制度并没有跟进，现有的管理基本上适用对公务员的管理方法，行政色彩过浓。
余捷认为，现行的对法官、检察官的奖惩、考评是按照党政干部的标准，没有反映司法的行业特点，没有单独、长效的考评方法。人事晋升也是按照党政干部的标准。在检察官等级晋升上，似乎要等上级的通知，有通知来了才能晋升，缺乏一个长期有效、可操作的规定，也没有固定的程序。
陈卫东认为，法官、检察官从性质上讲并不能等同于公务员。他认为，应当出台与“两法”相配套的一些具体制度，改变现行与行政机关相同的奖惩、考评以及人事晋升办法，对现行的有关错案追究的制度也要进行反思，错案应着眼于总结经验。法官、检察官的晋升也要尽可能实现上级法院、检察院从下级法院、检察院选拔，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之间也要建立一种人员流动的机制。而只有解决现行制度中行政色彩过浓的问题，建立一整套与司法规律相符合的奖惩、考评以及人事晋升制度，才更利于“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两法”完善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