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市外经贸委拟订的《天津市实行外贸代理出口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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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于2012年3月14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修正案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均进行了具体的规定。根据该《修正案》，非法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依据，也不能作为人民检察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但是，非法证据作为一种事实，本身也需要证明，并且应当在相应的刑事程序中予以证明。目前，司法人员对该规定的理解难免发生分歧，在司法实践中也会遇上不少的难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此予以解读。本文拟对非法证据证明问题进行探讨，涉及非法证据证明对象的性质、究竟是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以及证明的程序等问题予以探讨，以期对证据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有所裨益。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问题展开讨论。

一、非法言词证据作为证明对象的性质

证明对象的确定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第一，明确了当事人搜集证据的范围；第二，限定了举证的范围；第三，限定了裁判者认识的‘视域’；第四，直接约束了裁判者有权做出裁判的对象。” 具体而言，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主要包括“公诉事实为基础的，通过诉因而具体化的犯罪事实——符合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主要事实、作为违法性和有责性基础的心理事实以及可以作为刑罚加重、减轻或者免除事由的具体事实，以及涉及被告人诉讼利益的程序性事实” ，同时，还包括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密切相关的证据法事实。因此，从刑事证明对象的范围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包括与被告人定罪、 量刑密切相关的实体法事实；另一类是与被告人诉讼权利密切相关的程序法事实，最后一类是与证据本身相关的证据法事实三大部分。

非法证据中的“非法”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其一，绝对排除。即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方法取得的非法言词证据依法必须排除，即使它是真实的、可靠的，也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没有任何的自由裁量余地。其二，自由裁量的排除。即物证、书证的取得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可以被排除。其三，可补正的救济。即一些技术性的违法，可以责令侦查人员去补正被采用。因此，非法证据在是否排除的意义上称之为“非法”，而在诉讼证明的意义上应该对 “证据合法性”的证明，因此，非法证据证明对象应当是“证据合法性”。

证据合法性作为证明对象在性质上究竟属于何种事实，即究竟属于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还是证据法事实？笔者认为，根据证明对象的证明目的，证据的合法性属于证据法事实，即证据合法可以被采纳，证据非法则被排除，因此，它是与证据是否被采纳、被采信进而是否作为定案的根据密切相关的问题，证据的合法与非法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影响着被告人的实体权利，但从证明的直接的目的来看，解决的只是证据能力或资格问题。具体而言，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目的是合法还是非法，合法与非法的结果决定着被证明的言词证据是否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者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因此，“合法还是非法”引起的结果是证据法意义上的结果。

关于证据法事实是否作为证明对象，我国理论界存在争议。通说认为证据法事实不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 否定的理由有三：第一，证明对象和证明手段之间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能将目的和手段混同；第二，证据需要查证属实，但并非所有需要查明的事实都能成为证明对象，查证属实只是证据作为证明手段的资格条件，而不是其作为证明对象的充分条件；第三，将证据事实排除在证明对象以外，有助于证据法学理论解释证据与证明对象各自的特殊规则。但是，近年来，国内更多学者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证据法事实应当成为证明对象。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证明作为一种法律活动，特定的事实问题是否属于证明对象的范围，不在于理论上的纷争，而取决于法律的具体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证据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采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

言词证据合法性作为证明对象，应当采用严格证明还是自由证明？刑事诉讼中证明的要求大致可以分为“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所谓严格证明，是指用具有证据能力并经过正式证据调查程序的证据作出的证明；所谓自由证明，是指不考虑证据是否具有说明能力或者没有经过正式的证据调查程序作出的证明。由此可知，与自由证明相比，严格证明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证据手段必须合法，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二是证明过程必须经过正式的法庭调查程序。相反，则为自由证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我们必须兼顾考虑证明质量和诉讼成本的双重要求，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益的双重法律价值，因此，不能对任何证明对象都要求进行严格证明，否则，刑事诉讼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诉讼的效率、效益价值难以保障。

相比而言，严格证明的证据资料限制更多，这种限制显然对被告人更为有利，而且在正式的庭审调查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有保障。因此，不管是从实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程序权利的实现角度考虑，严格证明对被告人都是有利的。对于需要严格证明的事实，其范围的确定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其一，不妨碍实体的查明，即在决定被告人负刑事责任前提是否存在以及责任界限的重要场合，均应采用严格证明；其二，不违背程序公正，即当被告人的实体权益面临遭受不利的危险时，出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应通过正式的法庭调查程序赋予被告人为自身利益进行辩驳的机会和权利。因此，在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进行证明的场合，以严格证明为宜。其三，效率原则，即对不影响查明重要的实体法事实和不妨碍被告人重要诉讼权利实现的领域，实行自由证明，有利于效率价值的实现。

一般而言，非法言词证据作为证据法事实，关涉到言词证据本身的证据能力，即证据能够被采用的资格问题，其与被告人的实体法权益密不可分，一旦被认定会使被告人在实体上遭受严重的不利影响，面临被追究、定罪的现实危险。考虑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要求，应该赋予被告人以辩驳和提供有利事实的机会，因此，应当采用严格证明的证明形式。另外，对于证据法事实，在庭审过程中还难以判断哪些证据法事实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哪些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对于同一证据法事实基于不同的证明目的，就会产生不同的证明效果，而这种效果也很难说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因此，我们不能将证据法事实强行划分为有利于被告，或者不利于被告，从而采用不同的证明方式。因此，对非法言词证据采取严格证明的方式基本上是妥当的。

但是，问题在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并无明确的立法依据。大体而言，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必须予以严格证明，而那些“对裁判上只具有诉讼上重要性的事实”，自由证明就足够了。 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得不考虑，是否所有的言词证据的合法性是否均需要严格证明，证明力较小或者很小的言词证据的合法性是否必须采用严格证明 ？笔者认为，言词证据要按照证明力大小不同的层次由法官自由裁量，如果一律采用严格证明，势必严重影响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具体来说，被告人的供述必须采用严格证明，被害人的陈述也必须采用严格证明，对于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具有重要影响的证人证言需要严格证明，而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不大或者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证言，则无需采用严格证明。至于证人证言对于被告人实体权利影响的大小和程度，只能留给法官进行自由裁量。

三、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

非法与合法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非法言词证据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言词证据的“非法”是相对于提出非法性一方而言的，一般而言，口供的非法性是由被告人或嫌疑人其提出的主张；另一方面，言词证据的“合法”是相对于举证方而言的，其必须证明言词证据的“合法”。为了能够厘清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责任，我们必须对证明责任的含义予以澄清。

所谓证明责任，是指证明主体为了使自己的诉讼主张得到法官裁判的确认，所承担的提供和运用证据支持自己主张以避免对于己方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具体而言，证明责任有如下特点：（1）证明责任总是和一定的诉讼主张相联系；（2）证明责任使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的统一；（3）证明责任总是和一定的不利诉讼后果相联系。 我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一般将证明责任理解为举证责任，即罗马法时代的“原告应负举证义务”和“举证义务存在主张之人，不存于否定之人”，实质上就是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所谓“谁主张，谁举证”。但这种理解不能解决举证完成以后，当法官仍感真伪不明是如何进行合法裁判的问题。

现代西方法治国家证据法理论通常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证明责任与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避免败诉，通过自己的证明活动对争议 事实进行证明的活动，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当事人提出证据和说明证据的义务。客观证明责任，是指如果诉讼中法院对法律规定的要件事实最后（言词辩论终结时）仍真伪不明时 ，将其不利益（败诉）归于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法律后果。 客观证明责任功能在于，当诉讼结束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为法官提供将不利益的诉讼后果判决给某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法律依据，客观证明责任的核心问题是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

1．主观证明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根据该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口供非法的主张，如果有证据的需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的只需证据的线索即可。另外，提出言词证据非法的一方似乎只需提出主张，而无需举证甚至无需提供证据线索，然后由举证方举证并证明取证的合法性。

笔者认为，上述理解仅仅是字面上的理解，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该规定表面看犯罪嫌疑人具有主观的证明责任，而实际上，根据我国审前羁押的实际状况，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很难举出刑讯逼供或者口供非法取得的证据，因此，法律上不能让其承担刑讯逼供或者口供违法取得的举证责任。但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虽然没有举证责任，但是其应当具有提供证据线索的义务并具有针对法官的说服义务，让法官产生口供非法取得或者刑讯逼供的怀疑，因此，上述规定可以理解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即对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口供非法性的主张具有提出义务和说服义务。该规定表面看来只是提供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主张，没有举证责任，但是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提出言词证据非法取得的一方，恰恰负有主观证明责任，即提供初步证据的责任和说服法官对言词证据合法性怀疑的责任，这种理解是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实际情况的。从证明标准上看，提出言词证据“非法”的一方，通过自己的举证、提供线索和说服行为，使法官对言词证据产生“非法”的怀疑即可。

2．客观证明责任

客观证明责任的核心是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或者其他与犯罪有关的特定事项的责任如何在控辩双方进行配置的问题。关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都采取了相同的分配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由控诉方承担，刑事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义务。“无罪推定是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主要标准，但不是证明责任分配的惟一标准，世界各国刑事法律中关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例外规定，说明我们在刑事诉讼中分配证明责任时除无罪推定这一基本准则以外，还考虑其他分配要素。” 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政策、公平（包括证据距离）、盖然性（包括经验规则）是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

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根据上述规定，当法官对言词证据的非法性产生怀疑时，公诉方对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性”负有提出证据义务和说服的义务，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被害人书面陈述的举证方对其“合法性”具有提出证据证明和说服的责任。根据现代证明责任原理，举证方不仅负有主观上的证明责任，而且还具有客观上的证明责任。当他们的主观上的证明责任没有令法官达到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则必须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即上述言词证据非法必须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从证明标准上看，举证方应当确实、充分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或者内心确信的程度，否则，要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不利法律后果。

四、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程序

非法言词证据的证明和审查必须在一定的程序中完成，程序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致来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程序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的提起程序、非法言词证据的审查程序、非法言词证据的举证、质证、庭外调查程序以及非法言词证据的裁判、救济程序。鉴于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本部分内容主要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进行解读。

1．提起程序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相关内容，非法言词证据的提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即起诉书副本送达后至开庭审判前的阶段，或者法庭庭审过程开始以后至法庭辩论结束前。当然，在其他诉讼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提出言词证据非法，但根据诉讼的基本原理，也应当认为被告人与辩护人可以在其他诉讼阶段提出言词证据的非法性。

2012年4月11日凌晨，美国洛杉矶南郊的南加州大学校园附近发生一起枪击案，一男一女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这是继4月2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奥依克斯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以来的第二次枪击事件。美国社会频繁发生的枪击事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美国社会为何频发枪击案件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估计，美国目前大约有2.5亿支枪在私人手里，另外每年还有500万支新枪被私人购买。美国民众这样庞大的持枪基数，几乎达到人手一枪的地步，这也从数量上证明了民众对枪支的接受和需要。

　　美国社会私人枪支的数量如此之多,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公民对枪支的特殊态度。很多时候民众是把枪当做一件普通物品而不是武器，人们购买的枪支寄到家中时，邮递员往往会直接将包裹扔在空无一人的住宅门口。

　　当今美国，公民持枪的历史原因已不复存在，但公民个人持有枪支的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形成了美国独有的枪支文化。而且民众普遍认可这样一种观点：人民持有武器是为了防止政府走向专制和独裁，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即使枪击案件发生之后，许多美国民众也认为，“造成犯罪的是人，而不是枪械本身。”这一论调表明，美国民众认可持枪的自由，对于因持枪自由而引发的枪击惨案，则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

　　除此之外，美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也是私人枪支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美国步枪协会就是支持和鼓励公民持枪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个组织有超过300万的付费会员，再加上大量的广告收入，协会有雄厚的资金游说国会、法庭以及官僚。该组织的口号之一就是“枪不杀人，人杀人。”该组织不但具有强大的游说能力，而且还进行有关研究和调研。该组织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控制枪支的州的犯罪率几乎和没有严格法律的州的犯罪率一样高。这也从一个方面支持了美国公民持枪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公民的响应和认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枪击案件频繁发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民众持枪的法律基础

　　每一次恶性枪击案件发生后，都会引起美国国内关于禁枪问题的讨论热潮。但基本上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有关规定，奠定了美国民众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法律基础。众所周知，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对公民持枪权利这样规定：“训练有素之民兵乃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可见，在美国，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被认为是一种天赋人权，并且在宪法中规定这种权利不可侵犯，这就奠定了美国民众持有枪支合法化的法律基础。

　　宪法修正案之所以如此规定，与美国携带枪支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且枪支在北美先民开发美洲大陆、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美国政府如果想要禁枪，就有违宪的可能，如果想通过修改宪法来彻底禁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先不论修宪的程序和条件十分严格，但就结果而言，“在美国历史上，尽管提出过上万个修宪的提案，但最后形成修正案的，只有寥寥27条。”

　　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

　　事实上，对于第二修正案有关美国民众持枪的规定，一直都存在争议。修正案中的前后两句话，究竟是并列关系、因果关系还是条件关系，利益各方从不同的立场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一直争论不休。

　　简单来说，支持“禁枪派”的认为，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的持枪权利，其主体是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需且训练有素之民兵，是一种集体权利，而非指公民个人拥有的持枪权利。而支持“持枪派”的则认为，修正案规定的是个人权利，即公民个人拥有持枪的权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 （McDonald v. Chicago）的审理，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这一争论，做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裁决。

　　此案中，奥蒂斯·麦克唐纳是芝加哥一名普通市民，在申请购枪时遭芝加哥市政府拒绝。因为在此之前，芝加哥已执行了28年禁购手枪的规定。对此，麦克唐纳选择诉诸法律，最终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2010年6月28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定扩大保障公民持枪自由的宪法条款适用范围，州、市政府限制人民拥有手枪的法律违宪。判决书称，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不仅是美国联邦政府，各州和各地方政府也必须尊重这项法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影响巨大，被认为是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细化和解释。最高法院的这次裁决，明确了宪法赋予的每个公民的持枪权利，不管是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还是各州政府层面，都必须对此予以尊重。这也为修正案中，“人民”究竟是指普通的美国民众，还是指“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需的民兵”，也就是持枪究竟是一种个人权利，还是一种集体权利的争论暂时划上了休止符。

　　枪击案件对美国社会持枪合法化的影响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这次裁决被认为是“持枪派”的一次胜利，但5比4的投票结果，表明了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们在对“持枪”还是“禁枪”这一问题理念上的分歧，反映了双方力量对比的接近性，也是美国社会在“持枪”和“禁枪”问题上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

　　投下反对票的大法官史蒂文斯认为，这一裁定将对美国社会和宪法体系产生“破坏性”影响。这一裁定也遭到了芝加哥市市长的反对，其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向那些持枪伤害他人的人屈服。”

　　最高法院的这次裁决，从结果上看，是“持枪派”的胜利，但裁决也同时指出，一些长期以来实施的枪支管理法令，如禁止罪犯或精神病患者持有武器，禁止在学校、政府机构等敏感场所携带武器等，不应受到置疑。裁决支持了美国公民持枪的权利，但在肯定这项权利的前提下，最高法院也明确指出，保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应受到必要管制。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社会想要实现彻底禁枪的目标，实属不能。不管是“持枪派”还是“禁枪派”，都应该将注意力转移到对枪支的控制和限制上来。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和地方政府，应该完善能够有效预防滥用枪支带来负面影响的法律法规，同时加强防止枪击案件再次发生的预警机制。也就是说，在保护公民持枪权利的同时，出台更完善的关于枪支的买卖和使用等方面的限制和约束性的法律规定，将个人持枪可能对社会或他人带来的危害降至最低，则是美国枪支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