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的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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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若干规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若干规定》已经1999年2月9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促进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是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其合法权益及经营自主权受法律保护。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并提供优质服务。
第三条 营造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采取有效的优惠措施，积极鼓励外商投资。

第二章 审 批
第四条 实行审批公示制和时限制。有关行政机关应公开办事内容、程序和时限，一次性提供审批所需的材料目录和文件范本，一次性讲清对申报材料的修改意见和要求。
对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申报审批的事项，法律、法规、规章有时限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无明文规定的，由有关部门自行确定，但最多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在法定工作日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审批，若经办人遇特殊情况离岗，必须指定他人代行职权。
第五条 投资总额在省审批权限内，凡属国家鼓励类项目，其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能自行解决，外汇能自求平衡，不涉及进出口配额和许可证的，下放给市、州审批，并由市、州按项目性质报省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属省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相关证书，除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的外，随
同下放市、州审批。
市、州人民政府应创造条件，逐步实行联合办公、一站式审批。
第六条 对属于国家鼓励类且外商投资总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其立项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实行一次性审批。
第七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方人员出国（境）洽谈贸易、商务考察及研修、培训，在办理因公护照、往来香港通行证、申办外国签证时，有关部门应简化手续，提供方便。对其中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省外暂住人员，确因企业需要出国的，经有关部门审核后，按规定颁发护照。
第八条 持有外国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驾驶证或国际驾驶证的人员，可以随时到公安交警部门报名，通过交通法规和道路驾驶考试（核）后，即可领取驾驶证；上述驾驶证持有3年以上者，免考道路驾驶。
第九条 海关、边防、商检、港监、检疫等部门，应加速与国际惯例接轨，简化报验手续，方便客货进出。
加快实施口岸查验联合办公制度。货物申报放行实行节假日加班预约制。加快口岸查验计算机联网工作，逐步做到无纸报关通关。

第三章 管理与服务
第十条 实行重大项目全过程跟踪管理服务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辖区重大外商投资项目，可以指定政府领导或者部门负责人跟踪管理服务，定期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协调并帮助解决项目报批、建设及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第十一条 各公用事业单位应全面实行服务承诺制，不得随意终止或暂停服务。
第十二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行政执法检查，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明文规定，并须按规定程序进行。
第十三条 有关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非日常业务检查，必须事先报同级监察部门备案；对突发性事件的检查，可事后向同级监察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凡进入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检查的人员，必须向被检查企业出示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效证件。并于检查完毕后，出具检查登记证明。登记证明应载明检查经办人、时间、内容和结论。该证明填写后应有被检查企业负责人的签字。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除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者外，行政机关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处罚。需给予行政处罚的，应按规定举行听证。确需处以罚款的，应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企业持行政处罚决定书到指定的缴费地点缴纳罚款。
第十六条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上级主管部门，不得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允许查封、扣押企业的财物和帐目。如有意见，可通过中方董事向董事会转达。更换该类企业中方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必须经董事会决议通过；中方高级管理人员不能与外方合作共事
的，应董事会要求，予以及时更换。
第十七条 严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任何名义对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吃、拿、卡、要”和以各种名目拉赞助。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有权予以拒绝，并有权向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监察部门举报，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举
报。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不得强制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接受指定中介机构的服务。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有权自主选择有资质资格的会计、律师、公证、仲裁、审计、评估、职业介绍等中介服务机构。
中介机构应依法办事，强化服务意识，遵守职业道德，真实准确反映情况，公正公平办理业务。

第四章 优惠政策和国民待遇
第十九条 继续执行并用足用好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国家规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有关部门应及时办理减征、免征和退税手续。
鼓励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本省再投资，外商投资比例超过25％的项目，视同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相应待遇。
外商收购、兼并或承包本省亏困企业3年以上，符合外商投资企业条件的，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待遇。
第二十条 对省和市、州确定的重点外商投资企业，在收费、物资供应、配额、许可证等方面提供优惠，具体办法由省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一条 对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型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外商投资企业，金融部门应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提高其厂房、设备抵押贷款的比例。
第二十二条 从1998年1月1日起，新成立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非配额、非许可证限制的产品，其内外销比例自定。
经确认的先进技术型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的高产、高效、优质农业开发项目，其产品内外销比例自定。
第二十三条 凡在本省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供水、供电、供热、供气、排水、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与内资企业同等待遇，执行与内资企业同等收费标准。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接受金融、保险、法律、劳动用工咨询、设计、广告宣传等社会服务，与内资企业同样对待，并按同样标准交纳费用。
第二十五条 来本省投资的外商，其住宿、就餐、购置物业、就医、子女就学、购买车船票和旅游景点门票等，一律与本省居民同一标准收费。国家有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认定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专家，享受有关外国专家待遇。有关部门应积极协助解决外国专家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保证其必要的生活条件。

第五章 收费管理
第二十七条 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税外收费的管理，减轻企业负担。对外商投资企业收费的单位，须凭物价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并在收费卡上详细填写收费情况。凡不按规定办理的，各级物价部门应依法责令停止；外商投资企业亦有权拒
绝缴费，并向当地监察部门举报。收费卡由省物价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
第二十八条 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两年内，本省不再出台新的涉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收费项目。在此期间，对外商投资企业停征消防设施配套费、外来人口管理费；对亏损的、新开业投产的以及用工在500人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免征就业调节基金，其他企业减半征收；法律、法规规
定和国家、省两级确定的收费项目，一律按规定的最低标准收费。
第二十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向外商投资企业摊派和强行安排人员，以及利用生产资料谋取单位和个人利益。禁止任何部门和单位借会议、检查、评比、培训等收取不合理费用。

第六章 外商投诉的受理
第三十条 省外商投诉中心设在省外经贸行政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指导全省外商投诉工作，接受外商投诉和接待外商来访，对投诉案件进行处理，并跟踪督办，及时反馈。省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市、州人民政府，应尽快确定相应的外商投诉处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公布投诉地点
、电话。
第三十一条 外商投诉机构对外商投诉，应在7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受理，并将受理情况以及要求进一步提供的投诉材料告知投诉人。投诉机构对一般性外商投诉，应在受理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对较为复杂的外商投诉，应在受理后的3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
答复投诉人。投诉机构因特殊情况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处理完毕的，应及时向投诉人说明情况。
第三十二条 投诉人对投诉机构的协调意见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按规定给予有关当事人行政处分；构成行政违法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颁发许可证和执照，不按规定审批，或者不予答复的；
（二）侵犯外商投资企业经营自主权的；
（三）乱收费、乱摊派、乱处罚、乱检查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服务，随意终止或暂停服务的；
（五）其他损害外商或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当事人，除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刑事制裁外，凡损害外商或外商投资企业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还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港商、澳商、台商来本省投资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3月18日
关键词: 反垄断/并购审查/经济理性
内容提要: 从审查标准到程序设置，《反垄断法》的原理都有别于其他法律，它更强调经济学的理性。这种经济学的理性，体现在并购审查的每一项标准、程序和权力的设置，背后都有经济学关于成本、效率和市场的考虑。为了达到经济学的这种理性，并购审查在门槛设置、审查标准、考量因素、推导逻辑、经营者的抗辩理由、程序透明度、经营者的参与权利、审查时限和方式、结论可诉性等方面，都必须始终贯彻一个原则：友好推定。


　 中国《反垄断法》从2008年8月1日实施至今，主要的适用案例集中于并购审查。依据并购审查的唯一有权机关—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截至2010年8月12日，已经有129起并购案按照《反垄断法》进行了事前申报并审结。其中，仅有1起禁止，5起有条件同意，其他都是无条件同意。短短两年，在积累执法经验的同时，并购审查的立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一系列部门规章、细则出台，还有一些指南性意见和规定也在紧锣密鼓的起草中。在中国并购反垄断审查的立法与执法体系形成的最初这个阶段，断言其倾向似乎为时过早，但许多原则与细节仍然需要及时检讨，以促使其进步与更快成熟。

　 一、反垄断法应体现的经济理性与法学逻辑

　 反垄断法有别于传统法律部门，有自身的一套逻辑与法理。传统法律部门，如民法、刑法等，贯穿其中的是正义、公平、责任、补偿等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来自于对公序良俗、普适道德的认同。而反垄断法的前提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种假定：有效竞争能比垄断更有利于资源的分配和福利的整体提高。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反垄断法—美国《谢尔曼法》的诞生，虽然也带有对强权的反感情绪，在其一百多年的演变过程中，却逐渐被经济理性渗透。

　 也正是因为其源于经典经济学的理论，而经济学学说又新见层出，难有定论，故反垄断法的正当性和适用的界限也素有争论。仍然有很多人，包括大企业主、经济学家质疑反垄断的基础，认为物竞天择是自然法则，逆向而行的反垄断法才真正会扼杀企业创新和争取上游的动力。仍然有很多国家至今没有反垄断法，或者为是否制定、如何制定反垄断法争执不下。仍然有很多反垄断案例，在处理的当时和处理之后都有许多分歧。如何解释反垄断法、如何把握反垄断的强度，各有说法，相互无法说服。

　 举例来说，侵权责任法的法理就比反垄断法简单易懂。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很快接受“侵权人应当赔偿被侵权人”这样的法则；而“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应当受到禁止”，就是相对晦涩的言语。什么是“垄断地位”，什么是“滥用”，如何“禁止”，都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即使是通晓法律的专业人士，也必须在学习垄断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后，才能理解反垄断法的法理。正是因为这样的专业性，社会，包括许多公众媒体，才会有“谁垄断就反谁”这样普遍的对反垄断法的误读。[1]

　 以并购审查而言，垄断经济学认为，并购，特别是发生在同一市场的竞争者之间的横向并购，可能直接引起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事实上，许多大公司通过并购，可以非常简单地削除竞争者，成为超级垄断者。美国《谢尔曼法》当年制订的初衷，就是要破除在石油、铁路、钢铁等行业已经广泛形成的巨型托拉斯。基于这样的考虑，反垄断法设计了并购审查制度，要求所有达到一定规模以上[2]的并购必须向政府竞争管理部门进行申报并接受审查，在确认没有损害竞争的危险后才能继续此项并购。[3]

　 垄断经济学同时也认为，并购是商业社会广泛存在的一项活动，并购在提高集中度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规模效应等多种有效率的结果，如果过多过频地禁止或干预并购，也会增加商业活动的成本；另外，赋予政府干预并购的力量，也同时存在政府失灵、滥诉或寻租等负面效应。基于这样的考虑，反垄断法对并购案适用“合理规则”，即，除非证明某项并购确实存在实质损害竞争的危险，才能加以禁止。当然，这个举证责任在政府。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也允许一些抗辩理由，如“失败企业抗辩（failure enterprises defense）”和“效率抗辩（ef-ficiency defense）”。这种抗辩理由和使用的“效率”等概念实际上都是从经济学引入的。

　 尽管大多数国家选择强制的事前申报，但通过(approval)的概率仍然是很高的，比如欧共体宣称高于90%，而中国目前的记录更是高于95%。这就意味着，大约有90％左右的并购案件不得不依法进行申报，承担申报的各种成本，承担时间拖延的风险，但它们实际上并不会对竞争造成法律所禁止的损害。于是，并购审查的效率也一直存在着争论。这项防患于未然的制度，可能会给绝大多数的交易造成额外的成本。

　 所以，并购审查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是法律为了寻求公平和正义而牺牲了效率的一项人为设计。为了查处百分之几的犯法，可能将一干众人全纳入监控，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商业计划。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这种监控必须是谨慎的和克制的，因为它从本质上是有违效率的。另外，这样的监控本身也是有成本的。但是，如果没有强制的事前申报，在事后发现此项交易有损竞争，再勒令已合并的公司解体或分离，可能导致的成本就更为巨大。

　 于是，并购审查的门槛标准就非常重要，高了，有可能放过一些有问题的交易，低了，又可能将太多的交易纳入审查。但是，经济学理论也无法给出计量的定论，到底怎样的标准才是合适的、有效率的。大多数国家都依据本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设定了一定的标准，有的高，有的低，依据也差别很大。一般来说，主要的依据是营业额和利润，但因为实践复杂，计算方法也有很大不同。这些标准的设立及各种情形下适用的计算方法的设定，则可能更多地只是基于立法角度出发的经验。[4]

　 综上，反垄断的并购审查制度中贯穿了经济学的理性和法学的逻辑。即使是反垄断法中经常用到的“集中”、“损害”、“竞争”、“市场结构”和“效率”等词，也是依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进行基本的解释，然后再按照法律适用的可能模式进行细化。在开篇明确这一点，是为了在随后的具体几个方面，能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做得如何以及如何做得更好。

　 二、审查标准的科学性

　 依据《反垄断法》第28条的规定，对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集中应予禁止，但是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不予禁止。因此，中国并购审查的基本标准是“排除、限制竞争”。

　 一般认为，国际上曾有两种审查标准，一种是美国的“损害竞争（detriment to competition）”标准，另一种是欧洲的“取得或加强了主导地位（obtain orstrengthen dominant status）”标准。与美国标准相比，过去的欧洲标准可能会放过一些不会形成垄断地位的并购。美国则认为，在一些有竞争的市场，即使某项并购并不产生某一垄断者，但却明显削弱了竞争强度，仍应受到禁止或限制；另外，即使某项并购产生或加强了垄断地位，但可能效率上受益更大，也不一定加以禁止。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过去的欧洲标准更直观和易于掌握，而美国标准则有相当大的弹性。从受经济学的影响来看，过去的欧洲标准更符合哈佛学派的观点，而美国标准则反映出芝加哥学派的主张。以法律传统来看，过去的欧洲标准能为多数属于大陆法系的欧洲国家所接受，而美国标准则有深刻的普通法理念，将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留给法官。

　 在数十年的实践中，美国标准把握起来非常灵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执行强度的不同，而欧共体的许多判例则被认为有一定的僵化的问题。当商业社会的竞争方式日趋激烈和多变，特别是各国在国际竞争中都希望打造本国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并购审查被要求以更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也是2004年欧共体修改其并购规定的重要原因。从2004年开始，欧共体将其审查标准修改为与美国标准相近，放弃了“主导地位”在并购审查中的惟一标准地位。

　 欧共体将新的标准称之为SIEC标准，意为“对有效竞争的重大的阻碍（significant impediments toeffective competition）”。在这个定义中，“重大的(significant)”一词是对这个标准的最直接限制，排除了那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竞争但危害并不大的并购。[5]在实践中，欧共体仍然将市场份额作为衡量“重大的”的重要指标。在近6年的实践中，欧委会在把握“主导地位”与SIEC标准之间的兼容问题上，仍然非常犹豫，对市场结构的重视仍然是欧委会审查中的情结。但欧共体确实在努力地控制这样的倾向，在其审查结论中将重点放在论证阻碍竞争的“重大可能性”。

　 中国反垄断法，特别是并购审查制度，深受欧共体传统的影响。[6]尽管在并购审查标准上基本上参照美国法，但在具体如何认定“排除、限制”方面，仍比较重视市场结构的变化。事实上，中国反垄断立法一直希望能兼容“结构标准”和“行为标准”。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第11条规定，对于某些附条件通过的交易，可以附加结构性条件、行为性条件或综合性条件，结构性条件诸如剥离部分资产或业务，行为性条件诸如开放某些平台或许可技术等。

　 但这样的兼容，由法律人理解起来就有些粗糙，似乎不太尊重法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在商务部《关于禁止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中国汇源公司审查决定的公告》中，商务部认定，如果集中完成后，可口可乐公司有能力将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饮料市场，对现有果汁饮料企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而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种逻辑基本上就是以“主导地位”认定必然会产生滥用的结果，从而排除、限制竞争。显然，尽管最终归结到“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商务部的真正着眼点还是“主导地位”。

　 商务部还提到：此项“集中挤压了国内中小型果汁企业生存空间，抑制了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参与竞争和自主创新的能力，给中国果汁饮料市场有效竞争格局造成不良影响，不利于中国果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个结论有两个问题：一是直言保护“中小型企业的生存空间”，而有违反垄断法的原则—维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二是未能解释为什么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反而会被抑制竞争和创新的能力。

　 商务部在把握什么是“排除、限制竞争”，似乎仍然拘泥于市场结构，在欧共体6年前放弃了“主导地位”这个唯一标准后，我们的执法者似乎尚未理解当年美国标准和欧洲标准中间的差别。如前所述，并购是一项宜用“合理规则”审查的活动，过于僵硬的标准，没有任何论证的“想当然”的法律解释，忽视或者不去理解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原理，才会被外媒简单地归结为“保护主义”（注：张皓雯．中国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外媒抬出贸易保护[N]．国际先驱导报，2009-03-23.）。

　 三、效率抗辩的可行性

　 效率是经济学上的惯常用语。在不会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如果一项经济活动不再有可能增进任何人的经济福利，则该项经济活动就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效率包括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指的是在给定技术和投入的前提下，怎样使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地方流向边际生产率高的地方，从而使得资源得到最优化的利用，而生产效率指的是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每一种资源的生产率，也就是把社会的生产可行性边界往外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