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关于印侨绒巴仁增遗产处理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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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关于印侨绒巴仁增遗产处理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关于印侨绒巴仁增遗产处理的批复
1966年5月25日，最高法院、外交部
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外事处：
你院今年二月三日（66）藏法民字第19号函已收悉。经我们研究认为：印侨绒巴仁增的遗产处理问题，你院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公告后，迄今已一年多，一直无人前来声请继承，因此，有关遗产余额问题的处理，可参照我院与外交部一九五四年九月颁发外人在华遗产继承问题处理原则第六条的规定精神（公告期满，无人声请继承者，即视为绝产，收归公有）予以处理。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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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公路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5月16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公路建设
第三章 公路养护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五章 公路养路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加速发展公路事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境内的国家干线公路、省干线公路、县公路、乡公路（以下分别简称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以及专用公路。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公路事业的领导，把公路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统筹规则，全社会共建，加速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公路事业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公路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本条例。
第五条 公路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国道、省道由省、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的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县道由县（市）人民政府的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乡道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专用公路由专用单位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第六条 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行侵占和破坏。
第七条 公路建设使用国有荒山、荒地，按规定程序经批准后无偿划拨；使用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原使用单位受到损失的，建设单位应给予适当补偿。
因公路修建、养护需要，在空地、荒山、河流、滩涂取土采石，应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或索取价款。
第八条 公路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整体素质，遵守职业道德，秉公执法，按章办事，廉洁奉公，积极热情地为全社会服务。
公民有遵守公路法规，爱护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的义务；有权检举、揭发违章利用、侵占、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的行为。
有车单位和个人有按国家规定缴纳各项公路规费的义务。
第二章 公路建设
第九条 公路发展规划应以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依据，并与其他交通运输规划相协调。
第十条 省道发展规划由省公路主管部门编制，经省计划部门综合平衡，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交通部备案。
县道发展规划由市人民政府（行署）的公路主管部门根据全省公路发展规划的要求编制，经市人民政府（行署）审核，报省公路主管部门审批。
乡道发展规划由县（市）人民政府的公路主管部门编制，经征求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后，报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人民政府（行署）的公路主管部门备案。
专用公路发展规划由专用单位编制，经当地公路主管部门同意，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公路建设和改造资金按以下办法筹集：
国道、省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国家补贴投资、省重点建设资金、养路费及地方筹集资金安排。
县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地方投资。贫困、边远县（市）的县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养路费给予适当补助。所需劳力、运力主要靠国家规定的建勤民工、建勤民车解决。
乡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地方自筹、部分农业税附加、社会捐助等资金安排。
专用公路建设所需资金，由专用部门或单位负责。
第十二条 各级公路建设资金，应当积极采取贷款、发行债券或股票、按规定程序批准的社会集资、个人投资等办法筹集；鼓励利用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捐资建设公路；还可以采取民办公助和以工代赈等办法。
第十三条 对利用贷款、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发行债券或股票、个人投资、按规定程序批准的社会集资建设公路和公路桥梁、隧道、轮渡码头等，符合国家规定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规定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十四条 根据公路发展规划，新建、改建或拓宽原有公路、增建公路设施需要预留土地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纳入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要使用土地的，按土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公路实行招标、投标和质量监督制度，按照公路发展规划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及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竣工后，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公路影响铁路、管道、水利、电力、邮电等设施正常使用时，公路主管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协商，有关部门应予配合。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公路时，应采取措施维持通车，不得中断交通。
第十八条 公路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文物、水土保持、防汛等规定。
第三章 公路养护
第十九条 公路主管部门应按公路养护规范加强公路的全面养护和管理，保证公路畅通。
第二十条 公路养护采取以下组织形式：
国道、省道以专业养护为主，以建勤民工、民车备料和整修为辅。
县道以建勤民工、民车养护为主，但每个养护道班应至少配备一名养路专业工人。
乡道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养护。
专用公路由专用部门或单位养护。
第二十一条 公路沿线农村成年劳动力（包括菜农）及有车单位和个人，有按国家规定履行公路建勤的义务。成年劳动力每年每人不超过三个建勤工日，车船运输工具每年每台件不得超过二个建勤工日（包括人和车）。
第二十二条 公路因严重自然灾害致使交通受阻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动员和组织附近驻军、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居民协助公路主管部门限制修复。
第二十三条 公路宜林路段应进行绿化。公路绿化由公路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并组织实施。实行国造国有，村造村有，合造共有，收益分成。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四条 公路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有权依法检查、制止、处理各种侵占、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公路两侧控制建筑红线应与规定的公路边沟外缘（无边沟的坡角外三点五米）的最小间距为：国道不少于二十米，省道不少于十五米，县道、乡道不少于十米。
在控制建筑红线内不得建造永久性建筑物或设施，确需建造临时建筑物或设施时，应经公路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六条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
（一）设置电杆、变压器、地下管线及其他类似设施。
（二）设置棚屋、摊点、维修场、打场、晒粮及其他类似设施。
（三）堆放垃圾、建筑材料及其他类似堆积物。
（四）挖掘、采矿、取土、引水灌溉、排放污水、种植作物、烧窑、制坯、沤肥及其他类似作业。
（五）其他违章利用、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在公路两侧开山、伐木、施工作业应采取严格安全措施，不得危及公路畅通和行车、行人安全。
第二十八条 大中型桥梁、渡口上下游二百米范围内，不得采挖砂石、修筑堤坝拦水、倾倒垃圾、压缩或拓宽河床进行爆破作业。
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利用桥涵加设闸门、渡槽和管道。
第二十九条 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履带车和铁轮车不得在铺有路面的公路上行驶，超过桥梁限载标准的车辆、物件不得过桥。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通过公路、桥梁时，应采取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所发生的费用由行车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三十条 兴建铁路、机场、电站、水库、水渠，铺设管线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挖掘公路和占用、利用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时，建设单位必须事先征得公路主管部门同意；影响车辆通行的，还须征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工程完成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原有技术标准，或者经
协商按照规划标准修复或者改建公路。
第三十一条 修建跨越公路的桥梁、渡槽、架设管线等，应考虑公路的长远规划，符合公路的技术标准，并事先征得当地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
第三十二条 通过公路渡口的车辆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公路渡口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公路两侧的行道树，不准随意损毁砍伐。需要更新采伐时，由公路主管部门按公路管理权限批准后发给采伐许可证，方可采伐。
第三十四条 在公路上设置交叉道口，必须经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设计和修建交叉道口，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
第三十五条 公路标号志由公路主管部门设置和管理；公路安全标志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按照规定设置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公路上设路卡、路栏，阻碍公路畅通。
第五章 公路养路费
第三十七条 公路养路费（以下简称养路费）由公路主管部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负责征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征收。
养路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拖欠、挪用、坐支、平调。
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养路费征收和使用管理的审计监督。
第三十八条 凡领有牌证的车辆必须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交缴养路费（按规定暂免征收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公路主管部门的养路费征稽人员，可以对在车站、码头、渡口、停车场、货场集散地和其他车辆存放处的车辆的养路费缴纳情况进行征费稽查；确需对在道路上行驶车辆的养路费缴纳情况进行稽查时，必须经当地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
理机关组成联合征费稽查组，负责上路稽查。
养路费稽征人员执行公务时，应按国家规定使用专用标志车辆，佩戴国家规定的中国公路征费胸章，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征费检查证，依法征费。
第四十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协助公路主管部门做好养路费和车辆购置附加费的征收工作，除向公路主管部门提供车辆、驾驶员等有关资料外，在车辆落户、过籍和检车时，必须检查公路养路费缴纳情况。对没缴纳的，不予检车和办理落户、过籍手续。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公路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并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建造永久性或临时建筑物和设施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公路主管部门可以强行拆除，并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限期移（拆）除，恢复原状并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行驶或过桥的，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公路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动工兴建的，责令其补办手续，并处以二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按公路渡口管理规定处理。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随意损毁砍伐行道树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按期缴纳养路费的，除责令补交规定费额外，每逾一日，处以5％的滞纳金；对故意逃缴养路费的，除责令补交应缴费额和滞纳金外，并处以应缴费额一至五倍的罚款。
对未缴纳养路费的，公路主管部门还可以扣留车辆；扣留车辆半年以上仍未缴纳养路费的，公路主管部门可将扣留的车辆，交由拍卖行拍卖，所得收入按规定补足应缴的养路费和滞纳金、罚款后，剩余金额返给原有车的单位或个人。
联合征费稽查组上路检查时，对未缴纳养路费当即又不能补交的可以扣留驾驶执照，限期到指定地点补交。
第四十三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未缴纳养路费的车辆，仍进行检车、办理落户、过籍手续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养路费滞纳金列为养路费收入；罚款全部上缴地方财政；经济损失的赔偿费归受损失者所有。
第四十五条 因公路建设工程质量造成损失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六条 利用职权滥用建勤民工、民车的，应限期如数清退，赔偿经济损失，并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公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敲诈勒索、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给予治安处罚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治安处罚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在高等级公路管理办法未颁布前，本条例原则上适用于高等级公路的管理。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由省公路主管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1986年1月21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公路条例》同时废止。
1993年5月16日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为何要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其有应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其是法治本身的需要；还认为，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立法的膨胀、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法律效益的低下以及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等因素的结合，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国家公职人员的守法观念。
〖关键词〗 法律信仰 信仰 培养 法治 法治精神
依法论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治国方略和价值选择。像任何一个国家步入法治化一样，中国政府要步入法治化轨道，要建成法治国家，应具备以下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要有一套反映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制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是要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秩序所内含的伦理价值的信仰，即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如果说前者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后者就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法治精神得以形成的关键。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那么要建成法治社会和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本文试就法律信仰的培养，推进法的精神形成的问题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分析
1． 从历史角度看，培养法律信仰具有应然性和重要性。
法律信仰的产生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就有了这一概念的雏形，随后经历了西方的各种宏扬法的正义的精神文化建设将其定形，如十二世纪中叶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罗马法基本精神的运动。应该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法学家们，还是西方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家和启蒙思想家，都是致力于培养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重视“信仰”的权威。然而，培养对法律的信仰有何重要性呢？对此，笔者将结合历史作如下的阐述：
第一，在古希腊罗马的时期，思维敏捷的法学家把法律提到伦理性的高度加以赞扬，认为“法律是善和衡平的艺术”；同时，他们十分重视从社会文化伦理角度解读法的精神本质，将其看成是深藏在实定法之后的最高价值主体，从而确立法律的至高天上的地位，并有利地保护了当时城邦自由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不容置疑，法学家们对法律的崇高追求并达到适应当时经济状况的需要，很大程度激发了当时城邦人民对法律的崇高情感，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而这种信仰的产生，无疑促成了当时城邦社会法治精神的形成，加快了罗马城邦国家告别原始共同体的人治模式，进入依法而治的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二．在西方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到后来的人文主义者、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所发起的许多运动中，以各种形式来（绝大多数是以法律的形式）提倡个性自由和解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反对和废除封建等级和特权观念等等，这一切无疑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的法治国理论奠定了基础。即使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培育和传播了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精神，这一精神高扬了“信仰”的权威和价值，因而这一信仰理念，又使广大宗教徒从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的统治中解脱出来，而自愿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权威的象征--法律的支配下，即在信仰法律的观念的支配下积极投身于政治经济活动，这促成了西方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为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法治战略的实施和实现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总之，纵观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公众的法律信仰的培养对于其法治化的形成，其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就能很好地促成一国法治精神的形成，从而达到一国法治化状态的确立。现在，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己的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其他法治国家中吸取经验。而上述的古希腊罗马和西方对法律的崇高追求之情以及信仰之理念正是我们所可以借鉴的，这对于我国法治国家的构筑是不无裨益的。
2．培养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需要。
“法治应当优于人治”①.，这已成为定论，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法治。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国家法治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中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因而，仅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的一种内在需要。
首先，我们讲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化，就必须有足够的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认可和接受，没有社会公众的尊重、认可和接受，即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就会丧失稳定性，法律就会没有权威，犹如一纸空文，那么法治就会论为人治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 “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法治”。②其次,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保证，或者说是法治的“软件”系统设立的基础，其深刻反映了法治的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反过来说，法治的这种内在意蕴、精神气质又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反映和表达，而构成整个社会的精神、情感和意识的，无疑是那生活干社会之中的全体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普遍的、共同的精神、情感和认识，即对法律的信仰之理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有利于整个社会法治的精神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最后，从法治本身的内涵来讲，法治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法治是社会公众普遍具有的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法治的精神在于合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然而，这些“公式”所要成立的条件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信仰，这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诚如伯尔曼所讲，“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①
二．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所面临的障碍分析
首先，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②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法律就如一纸空文。伯尔曼也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③毋庸讳言，若真的如此的话，那不仅将对法律的培养造成障碍，同时也将给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造成极大的障碍，使中国法治面临被抛弃的危机。
其次，立法的膨胀，法律出台时间的缩短，使得法律价值很难转化为主体价值所追求的目标。据统计，自1979年到199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订248部法律和有关法律方面问题的决定，国务院颁布了700多件行政法规；此外，国务院各部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制定了数以千万计的行政法规、规章。④近些年来，立法的速度仍在不断地加快，法律、法规的出台一部接着一部，特别近两年，立法速度更是惊人，几乎每天都新的法律或法规的出台。这股汹涌的立法大潮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硬件”系统的逐渐完善，然而，另一方面却也给法律难以被信仰种下了隐患。这种法律、法规数量猛增的社会实践，使得社会公众对它们根本无法全面知晓，据有关调查的推算，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再加上这些法律为适应经济发展，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还要适时地对它们进行修改，使得社会公众更加无法知晓，更别说了解和掌握，就是一个专门从事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者也无法对它们作全面理解和掌握，那其实告诉了我们许多法律等于是虚设。也就是说，这种立法的膨胀状态，使作为客体的法律无法满足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主客体间的隔阂，其最终结果是导致社会公众由于对法律的陌生感而使法律信仰无从产生。
再次，司法体制存在着弊端，法律效益低下，难以满足社会成员和组织的法律期望值。在我国司法体制中，公安制度、检察制度、审判制度等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难以行使，那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吃卡拿要、以言代法、办关系案、办人情案等腐败现象依然大量地存在。在司法实践中，诉讼缺乏其公正性，打官司褪变演化成了打关系，打官司成了完全是金钱、关系和人情的较量。一个同样的案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法院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还有，有的当事人即使打赢了官司，其诉讼也难以得到实现，诉讼价值也难以得到实现，审判结果成了“法律白条”、“一纸空文”。这带给社会公众将是对法律后果的失望和缺乏信心，这样就会使他们萌发出“有法无法一个样”的心理模式。万一这一心理模式成为定势，那法律信仰的培养，法治精神的培育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构思。
最后，法治理论中法律工具主义思想的存在，冷却了社会公众心中炽热的法律情感。法律工具主义论者认为法律只是统治者手中用于对社会进行有效而强力的控制的工具。然而，大家都知道，工具是一种没任何思维和良知的东西而已，它是一种静的没有活力的物品。如果说法律是一种工具的话，法律将失去其内在的价值和活力，失去其灵魂和良知，成为伦理价值缺失的残疾之物。当人们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害怕国家强制力制裁的话，那法律就无法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①
三、培养法律信仰、推进法治精神形成的对策分析
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然而，大量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现行的法律没有能够真正成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对象，从而决定了培养社会公众崇尚法律的情感的艰难程度。可是中国要走向法治化，要建立成法治社会，就不得不对社会公众法律情感的培养，激发起他们对法律高度认同的热情，也不得不将法律作为整个社会所信仰的对象，从而以社会公众内心的原动力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重视社会主体的自我意识，这是培养法律信仰和培育法治精神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的权利是一部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没有权利内容的法律就激发不了公众对它的渴望。应该说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律信仰是一种互相推动的关系，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及法律所含的价值的褒扬，从而萌发了信仰的雏形；同样，采取对法律信仰的认同和鼓励也会引发起社会公众对权利意识的重视。我们说权利意识的培养主要在于主体——社会公众的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在现代社会实践中，立法者一直崇拜和迷信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社会公众在国家的强制和威慑下，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思维，也逐渐泯没了其参与的热情，这样其独立的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便长成了，权利意识在其心中就荡然无存，那么我们所倡导的法律信仰就无从谈起。
2．把法治精神的建设同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培养社会公众法律信仰观念的重要基础。我们“必须看到，法治和经济并非是绝对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结构上的功能互动的关系。法治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提供一种理想的次序和制度环境，经济为法治提供某种基础。”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对古希腊罗马法治精神起源的考察之后，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带来得最显著的政治法律后果就是打破了以等级和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格局，建立了自由、平等、契约的新的格局，从而孕育了和催化了人们对法律神圣、法律至上的精神追求。现在，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状态之下，而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经济。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是公平、自由的竞争，随之产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制度防止社会各种弊端的滋生，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就会使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崭新的法律态度，普遍对法律产生一种高度的认同，认识到法律不是自己生活的障碍，反而是与自己生活密切贴近的必备条件了。社会公众没有了对法律那明显的敬畏和距离感，有的只是对法律所产生的归属感与依恋感，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信心和尊重。这种社会公众的法律情感成为了构造法律信仰和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沃土。
3．现代法治理论要消融国家优位理念，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这种生活优位理念应包含以下观念：国家是为社会服务的，而不是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是目的，国家是为公众服务的工具。潘恩曾说：“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集体的——造福。”②这正说明了社会优位这一理念。现实中，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是所有社会公众意志的体现，它们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有序化，而不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和国家手中依靠强制力保障的“大棒”。假使法律的出台是国家单方面的命令，这就会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它的信任而成了一味地消极服从，从而弱化了他们内心的法律情感。那“没有了神圣的渊源，也就没有了永恒的有效性。”③正如伯尔曼所说：“正如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的那样，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象信仰、公正、可靠性和归属感，运较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④社会的主体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那么树立起社会优位的理念也正是国家为社会、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服务的理念，这样的一种理念是培养法律信仰、促成现代法治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
4．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执法、司法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增强他们的法律观念，是培养国民法律信仰的有效保证，也是培育现代法治精神的重要环节。由于国家公职人员作为由人民委托执掌一定权力的代表和法律的卫士，是法律的具体执行者和操作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假使执法者、司法者自己首先知法执法又犯法，就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违背党的领导，也会损害全国人民的利益。”②这样的话，就会众叛亲离，甚至会使政府和法律的威信丧失殆尽。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这也诚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③因而，为了法律信仰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培育，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法素质教育，增强其形象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民主监督、民主考核评估等各种制度，扶正祛邪。
四、简短的小结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就要唤起社会公众的主体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就是要使社会公众重视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和利益，就是要使权利本位在他们的法律观念中占中心位置，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对法律信赖、信任和尊重的灼热的情感，并进一步在无形中培养了他们对法律的忠诚的信仰，并且是类似于宗教那虔诚的信仰。这种虔诚的信仰会促成现代法治精神的形成，即将法律内化为一种民族的精神，从而加速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法学系）
黑龙江省公路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公路管理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3年5月16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3年7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公路建设
第三章 公路养护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五章 公路养路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建设、养护和管理，加速发展公路事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境内的国家干线公路、省干线公路、县公路、乡公路（以下分别简称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以及专用公路。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公路事业的领导，把公路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统筹规则，全社会共建，加速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交通部门为本行政区域内公路事业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公路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执行本条例。
第五条 公路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国道、省道由省、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的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县道由县（市）人民政府的公路主管部门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乡道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专用公路由专用单位负责修建、养护和管理。
第六条 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行侵占和破坏。
第七条 公路建设使用国有荒山、荒地，按规定程序经批准后无偿划拨；使用其他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原使用单位受到损失的，建设单位应给予适当补偿。
因公路修建、养护需要，在空地、荒山、河流、滩涂取土采石，应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或索取价款。
第八条 公路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整体素质，遵守职业道德，秉公执法，按章办事，廉洁奉公，积极热情地为全社会服务。
公民有遵守公路法规，爱护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的义务；有权检举、揭发违章利用、侵占、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的行为。
有车单位和个人有按国家规定缴纳各项公路规费的义务。
第二章 公路建设
第九条 公路发展规划应以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为依据，并与其他交通运输规划相协调。
第十条 省道发展规划由省公路主管部门编制，经省计划部门综合平衡，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交通部备案。
县道发展规划由市人民政府（行署）的公路主管部门根据全省公路发展规划的要求编制，经市人民政府（行署）审核，报省公路主管部门审批。
乡道发展规划由县（市）人民政府的公路主管部门编制，经征求乡（镇）人民政府意见后，报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人民政府（行署）的公路主管部门备案。
专用公路发展规划由专用单位编制，经当地公路主管部门同意，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公路建设和改造资金按以下办法筹集：
国道、省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国家补贴投资、省重点建设资金、养路费及地方筹集资金安排。
县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地方投资。贫困、边远县（市）的县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养路费给予适当补助。所需劳力、运力主要靠国家规定的建勤民工、建勤民车解决。
乡道建设所需资金，由地方自筹、部分农业税附加、社会捐助等资金安排。
专用公路建设所需资金，由专用部门或单位负责。
第十二条 各级公路建设资金，应当积极采取贷款、发行债券或股票、按规定程序批准的社会集资、个人投资等办法筹集；鼓励利用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捐资建设公路；还可以采取民办公助和以工代赈等办法。
第十三条 对利用贷款、外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发行债券或股票、个人投资、按规定程序批准的社会集资建设公路和公路桥梁、隧道、轮渡码头等，符合国家规定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规定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十四条 根据公路发展规划，新建、改建或拓宽原有公路、增建公路设施需要预留土地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纳入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要使用土地的，按土地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公路实行招标、投标和质量监督制度，按照公路发展规划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及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竣工后，应严格按照国家规定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公路影响铁路、管道、水利、电力、邮电等设施正常使用时，公路主管部门应与有关部门协商，有关部门应予配合。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公路时，应采取措施维持通车，不得中断交通。
第十八条 公路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文物、水土保持、防汛等规定。
第三章 公路养护
第十九条 公路主管部门应按公路养护规范加强公路的全面养护和管理，保证公路畅通。
第二十条 公路养护采取以下组织形式：
国道、省道以专业养护为主，以建勤民工、民车备料和整修为辅。
县道以建勤民工、民车养护为主，但每个养护道班应至少配备一名养路专业工人。
乡道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养护。
专用公路由专用部门或单位养护。
第二十一条 公路沿线农村成年劳动力（包括菜农）及有车单位和个人，有按国家规定履行公路建勤的义务。成年劳动力每年每人不超过三个建勤工日，车船运输工具每年每台件不得超过二个建勤工日（包括人和车）。
第二十二条 公路因严重自然灾害致使交通受阻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动员和组织附近驻军、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居民协助公路主管部门限制修复。
第二十三条 公路宜林路段应进行绿化。公路绿化由公路主管部门统筹规划并组织实施。实行国造国有，村造村有，合造共有，收益分成。
第四章 路政管理
第二十四条 公路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保护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有权依法检查、制止、处理各种侵占、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公路两侧控制建筑红线应与规定的公路边沟外缘（无边沟的坡角外三点五米）的最小间距为：国道不少于二十米，省道不少于十五米，县道、乡道不少于十米。
在控制建筑红线内不得建造永久性建筑物或设施，确需建造临时建筑物或设施时，应经公路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六条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
（一）设置电杆、变压器、地下管线及其他类似设施。
（二）设置棚屋、摊点、维修场、打场、晒粮及其他类似设施。
（三）堆放垃圾、建筑材料及其他类似堆积物。
（四）挖掘、采矿、取土、引水灌溉、排放污水、种植作物、烧窑、制坯、沤肥及其他类似作业。
（五）其他违章利用、侵占、损坏公路、公路用地、公路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在公路两侧开山、伐木、施工作业应采取严格安全措施，不得危及公路畅通和行车、行人安全。
第二十八条 大中型桥梁、渡口上下游二百米范围内，不得采挖砂石、修筑堤坝拦水、倾倒垃圾、压缩或拓宽河床进行爆破作业。
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利用桥涵加设闸门、渡槽和管道。
第二十九条 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履带车和铁轮车不得在铺有路面的公路上行驶，超过桥梁限载标准的车辆、物件不得过桥。在特殊情况下，必须通过公路、桥梁时，应采取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所发生的费用由行车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三十条 兴建铁路、机场、电站、水库、水渠，铺设管线或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挖掘公路和占用、利用公路用地及公路设施时，建设单位必须事先征得公路主管部门同意；影响车辆通行的，还须征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工程完成后，建设单位应按照原有技术标准，或者经
协商按照规划标准修复或者改建公路。
第三十一条 修建跨越公路的桥梁、渡槽、架设管线等，应考虑公路的长远规划，符合公路的技术标准，并事先征得当地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
第三十二条 通过公路渡口的车辆和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公路渡口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三条 公路两侧的行道树，不准随意损毁砍伐。需要更新采伐时，由公路主管部门按公路管理权限批准后发给采伐许可证，方可采伐。
第三十四条 在公路上设置交叉道口，必须经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设计和修建交叉道口，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
第三十五条 公路标号志由公路主管部门设置和管理；公路安全标志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按照规定设置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在公路上设路卡、路栏，阻碍公路畅通。
第五章 公路养路费
第三十七条 公路养路费（以下简称养路费）由公路主管部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负责征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征收。
养路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拖欠、挪用、坐支、平调。
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养路费征收和使用管理的审计监督。
第三十八条 凡领有牌证的车辆必须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交缴养路费（按规定暂免征收的除外）。
第三十九条 公路主管部门的养路费征稽人员，可以对在车站、码头、渡口、停车场、货场集散地和其他车辆存放处的车辆的养路费缴纳情况进行征费稽查；确需对在道路上行驶车辆的养路费缴纳情况进行稽查时，必须经当地县（市）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公路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
理机关组成联合征费稽查组，负责上路稽查。
养路费稽征人员执行公务时，应按国家规定使用专用标志车辆，佩戴国家规定的中国公路征费胸章，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征费检查证，依法征费。
第四十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应协助公路主管部门做好养路费和车辆购置附加费的征收工作，除向公路主管部门提供车辆、驾驶员等有关资料外，在车辆落户、过籍和检车时，必须检查公路养路费缴纳情况。对没缴纳的，不予检车和办理落户、过籍手续。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公路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并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擅自建造永久性或临时建筑物和设施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公路主管部门可以强行拆除，并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限期移（拆）除，恢复原状并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经公路主管部门批准，行驶或过桥的，处以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公路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动工兴建的，责令其补办手续，并处以二百元至五百元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按公路渡口管理规定处理。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随意损毁砍伐行道树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按期缴纳养路费的，除责令补交规定费额外，每逾一日，处以5％的滞纳金；对故意逃缴养路费的，除责令补交应缴费额和滞纳金外，并处以应缴费额一至五倍的罚款。
对未缴纳养路费的，公路主管部门还可以扣留车辆；扣留车辆半年以上仍未缴纳养路费的，公路主管部门可将扣留的车辆，交由拍卖行拍卖，所得收入按规定补足应缴的养路费和滞纳金、罚款后，剩余金额返给原有车的单位或个人。
联合征费稽查组上路检查时，对未缴纳养路费当即又不能补交的可以扣留驾驶执照，限期到指定地点补交。
第四十三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对未缴纳养路费的车辆，仍进行检车、办理落户、过籍手续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 养路费滞纳金列为养路费收入；罚款全部上缴地方财政；经济损失的赔偿费归受损失者所有。
第四十五条 因公路建设工程质量造成损失的，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六条 利用职权滥用建勤民工、民车的，应限期如数清退，赔偿经济损失，并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公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敲诈勒索、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给予治安处罚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治安处罚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在高等级公路管理办法未颁布前，本条例原则上适用于高等级公路的管理。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由省公路主管部门负责应用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3年7月1日起施行。1986年1月21日黑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公路条例》同时废止。
1993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