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安顺市行政审批专用章管理使用办法 》（试行）的通知

上一篇: 关于印发《安顺市首问责任制规定》（试行）的通知
下一篇: 关于《外商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三）

　　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依法治国就需要有完善的法律规定作为基础。本文即针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中受案范围的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完善的措施。我国目前在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上，所实行的不予审查的假定原则是一种不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上，主要是概括式、肯定列举式和否定列举式，造成受案范围较窄，除人身权、财产权外的其他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系列合法权益在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害时得不到保护的现状。针对这样的现状，提出以下完善措施：1、在确定受案范围的原则上，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2、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应由概括式的规定和肯定列举式、否定列举式并存的混合式受案范围确定方式，改为概括式与只存在否定列举式的混合式确定方式；3、扩大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范围，侵犯有关公民财产权、人身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行为也应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4、扩充可诉行政行为的范围，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涉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权利义务的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终局裁决行为和部分行政确认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而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完善诉权，制约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努力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反映行政权、司法权以及公民的权力关系的制度设计，其在本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的程度及形式，反映出法治建设的完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是1990年颁布施行，其将受案范围限定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是与我国当时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法官队伍相对素质不高的法制状况相适应的。

　　如今《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多年，司法机关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公民的权力意识和自主意识越来越强，《行政诉讼法》已无法全面应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日趋增长的矛盾纠纷，为缓解这种态势，势必要拓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正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曾明确指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是行政诉讼法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考虑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因此对受案范围现在还不宜规定太宽，而应逐步扩大，以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推行。”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述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判权范围”或者“可诉行为范围”，它是指法院受理行政争议案件的界限，即可以受理什么样的案件，不能受理什么样的案件，哪些行政活动应当有法院审查，哪些不能被审查。

　　受案范围制度对行政诉讼中的三方人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相对人而言，受案范围决定其诉权的大小，同时也就意味着其寻求司法保护的范围，只有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内的行政行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对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而言，受案范围意味着受司法监督的广度，也就是说受案范围决定着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要接受法院的合法性审查，受司法权的控制；对于诉讼活动的主持者法院而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意味着其审判权的范围，即人民法院对哪些行政行为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哪些行政争议可以行使司法主管权。” 此外，受案范围对法院正确履行应有职责和对当事人正确有效行使诉讼权利也是一种重要的保障。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明确了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上的职责范围，它便于法院及时、正确地受案，防止和减少因职责范围不清而错误受案或推诿受案的现象发生。同时，明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有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后，能及时、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

　　二、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现状

　　（一）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符合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即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上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受权力机关监督，对权力机关负责，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基于此，对于宪法和有关组织法规定的、属于权力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如受理并审查、撤销行政机关违宪和违法的行政立法事项，目前就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0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我国采用了两种方法规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即概括式和列举式。

　　1、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括式规定

　　概括式是对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作出原则性统一的规定。例如：《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些规定都是采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行政诉讼的范围。

　　2、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列举式规定

　　列举式是对法院应该受理和不能受理的案件从行为的角度加以列举，包括肯定列举式和否定列举式。

　　肯定列举式如《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列举了八项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包括：对行政机关行政处罚不服的；对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的；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否定列举式如《行政诉讼法》第12条，排除了下列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解释》第1条第2款进一步明确了下列行政行为不可诉：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三、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的问题

　　1、在确定受案范围的原则上，我国实行不予审查的假定原则，人民法院不享有对政府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的权力，除非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得受理任何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哪些类型的行政案件完全取决于法律的规定，也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司法审查法定原则。 在这项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建立的是一种不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

　　2、在受案范围的规定方式上，现行规定实际是限制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国采取的肯定列举和否定排查标准，虽然明白清楚，易于掌握，能够起到明确界定范围的作用。但用这种方法规定受案范围中应当受理的案件，无论列举出多少，总会遗漏，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灰色地带。 而且，《行政诉讼法》第2条虽然规定对侵犯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诉讼，但是第11条第1款第8项内容和之后另外规定的第2款实际将受案范围限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上。很明显，采用这种不完全的概括和有限的列举方式必然要留下一片权利救济的空白。也就是对于非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的，以及侵犯相对人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其他权利的，需等待特别的法律和法规进一步规定，在这些法律法规出台前，是没有诉讼救济途径的。

　　3、在确定可诉行政行为的类别上，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行政终局裁决行为都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1）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我国《行政诉讼法》禁止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诉讼，事实上只能放纵违法和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能增加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纠正违法抽象行政行为的成本，因为要求所有人在适用了抽象行政行为并且等到损害结果发生后再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是不公平的，而且这种救济只能是个别的，无法改变无法抽象行政行为对普遍人的侵害事实。（2）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规定，对行政机关管理内部事务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司法审查至上、行政应受监督的法治理念下，即便是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也不是完全处于真空状态，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不造成损害。（3）行政终局裁决行为的可诉性。为实现法治目标与行政诉讼的保障合法行政权力、制约违法行政权力功能，也要求改变所谓“终局行政行为不可诉性”的错误理念与立法局限，正确理解“终局”只限于行政系统内部，明确其可诉性。

　　4、在确定受案范围的法治理念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从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法治理念出发，只对何种行政行为不可诉作出例外规定，不对可诉行政行为进行繁琐的列举式规定。而我国在确立受案范围时更多的是注重社会实际。

　　四、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

　　现代社会政府职能不断扩大，国家行使权力的危险性和不可预测性与日俱增，因此，制约国家权力越发显得重要。为了防止国家专制的枷锁降临到现代社会，无论是在政治国家还是在市民社会领域都必须强化防止权力垄断的机制。　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必须通过国家权力相互制衡和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来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颁行二十几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规范行政行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行政相对人法律意识的增强，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修改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

简论以自首论的前提条件

曹红星


　　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两种自首方式，一种是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笔者称其为“标准的自首”。另一种是第二款规定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笔者称这种自首方式为“以自首论”。

　　对于标准的自首，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就构成自首，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罪行是否为司法机关掌握、知悉，在所不问。但是对于以自首论，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自动投案，故其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也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其他罪行，否则只能视为认罪态度好，而非以自首论。立法机关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侦查机关坦白自己的罪行，从而使侦查机关得以迅速破案，节约司法资源，并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然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犯罪行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如何理解，也即以自首论的前提条件——对于司法机关掌握该犯罪事实的标准是什么，是司法实践中认定以自首论的关键。但是无论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对此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为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些模糊和不便操作之处，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笔者认为对于司法机关是否掌握犯罪事实，必须是司法机关单位掌握该犯罪事实，例如基层派出所、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掌握该犯罪事实，必须是登记或者立案，而不能是某一个工作人员知道或者道听途说。也即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必须体现为司法机关单位的意志，即为司法机关单位所掌握，而非某一个或几个工作人员的知悉。例如，2009年4月14日凌晨，被告人李某伙同线某窜至某市某小区，趁被害人杨某家中无人，两人翻窗入室，从卧室褥子底下盗走现金3000元离开。杨某回家后发觉失窃，即到小区警务室报案，但警务室保安未予理睬。杨某觉得损失财物不多，也没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2009年6月份，李某和线某再次到该市另一小区实施抢夺行为时，现某被群众抓获并扭送至公安派出所。现某被扭送至派出所后，在侦查人员审讯时仅仅供述了被抓时所实施的盗窃踩点行为，对盗窃被害人杨某一案未作供述。两天后公安人员在现某协助下，将在某网吧上网的李某也抓获归案。现某担心李某将盗窃杨某的犯罪事实供述对其不利，遂供述了盗窃杨某3000元的犯罪事实。与此同时，李某也对盗窃杨某3000元的犯罪事实作了供述。对于本案中，现某是否构成自首，公诉人认为被害人杨某在失窃后已经报案，虽然小区保安没有理睬，也没有依法登记上报，但杨某报案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况且现某在侦查人员第一次审讯时并没有如实供述本案，后来是迫于李某先供述对其不利，才做了供述。故现某不构成自首。笔者作为现某的辩护律师，认为公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现某的行为构成自首。现某是否构成自首的关键，是司法机关是否已经掌握了其参与的盗窃杨某一案的犯罪事实。虽然本案中杨某到小区警务室报案，但是小区警务室的保安并没有依法登记并上报，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他的知悉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的知悉，仅是其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所属公安机关，故不能视为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该犯罪事实。

　　其次，司法机关不仅应掌握案件的发案事实，而且还应掌握一定的线索、证据证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司法案例中存在大量的悬案，这些案件虽然通过被害人报警，公安机关掌握了发案事实，但是由于没有任何的破案线索，导致无法查获犯罪嫌疑人。对于此类案件，一般为具有反侦查经验的惯犯、流窜犯所为。这些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在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时被查获、抓捕。如果犯罪嫌疑人不主动供述，往往会成为悬案，为了破案，会浪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等司法资源。但是这些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了这些犯罪行为，而不能被认定为自首，将严重打击其供述的积极性、主动性。社会上流传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即由此而来。笔者认为这不符合立法本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以自首论中，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实施的其他罪行，应作如下理解：1、罪行未被司法机关掌握，应为司法机关单位，而非某一工作人员。2、司法机关即便掌握了发案事实，但是没有掌握一定的证据、线索证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也不能认定为司法机关已经掌握该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同样构成自首。


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 河南省陕县司法局 曹红星
(作者为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咨询QQ282254319，电话13939820972，足不出户，享受专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监督电话0398-3836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