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旅店业行业管理办法》等五项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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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0年第5号


　　《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办法》 已经2010年1月4日 农业部第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发布， 自2010年3月1日 起施行。1998年11月5日农业部发布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4号） 同时废止。

部长：韩长赋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家畜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等遗传材料（以下简称家畜遗传材料）生产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冷冻精液，是指经超低温冷冻保存的家畜精液。

　　本办法所称胚胎，是指用人工方法获得的家畜早期胚胎，包括体内受精胚胎和体外受精胚胎。

　　本办法所称卵子，是指母畜卵巢所产生的卵母细胞，包括体外培养卵母细胞。

　　第三条从事家畜遗传材料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农业部核发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章 申 报

　　第四条从事家畜遗传材料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家畜饲养、繁育、治疗场地和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质量检测、产品储存、档案管理场所；

　　（二）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家畜饲养和遗传材料生产、检测、保存、运输等设施设备。其中，生产冷冻精液应当配备精子密度测定仪、相差显微镜、分析天平、细管精液分装机、细管印字机、精液冷冻程控仪、低温平衡柜、超低温贮存设备等仪器设备；生产胚胎和卵子应当配备超净台或洁净间、体视显微镜、超低温贮存设备等，生产体外胚胎还应当配备二氧化碳培养箱等仪器设备；

　　（三）种畜为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的品种，或者为农业部批准引进的境外品种，并符合种用标准；

　　（四）体外受精取得的胚胎、使用的卵子来源明确，三代系谱清楚，供体畜符合国家规定的种畜健康标准和质量要求；

　　（五）饲养的种畜达到农业部规定的数量。其中，生产牛冷冻精液的合格采精种公牛数量不少于30头，生产羊冷冻精液的合格采精种公羊数量不少于50只；生产牛胚胎的一级以上基础母牛不少于200头，生产羊胚胎的一级以上基础母羊不少于300只；生产牛卵子的一级以上基础母牛不少于100头，生产羊卵子的一级以上基础母羊不少于200只；其他家畜品种的种畜饲养数量由农业部另行规定；

　　（六）有5名以上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其中，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畜牧兽医类高级技术职称或者本科以上学历，并在本专业工作5年以上；产品质量检验人员应当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并经培训合格；初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数量应当占技术人员总数的80％以上；具有提供诊疗服务的执业兽医；

　　（七）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农业部规定的防疫条件；

　　（八）建立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产品质量控制和保障措施、生产销售记录制度等。

　　第五条申请取得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表；

　　（二）生产条件说明材料；

　　（三）家畜遗传材料供体畜的原始系谱复印件；从境外引进的种畜及遗传材料还应当提供农业部审批复印件；生产卵子、胚胎的还应当提供供体畜来源证明；荷斯坦种公牛还应当提交中国奶业协会及其认可的组织提供的后裔测定成绩;

　　（四）仪器设备检定报告复印件；

　　（五）技术人员资格证书或者学历证书及培训合格证明的复印件；

　　（六）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

　　（七）饲养、繁育、生产、质量检测、储存等管理制度；

　　（八）申请换发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提供近三年内家畜遗传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情况；

　　（九）农业部规定的其他技术材料。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当场或者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第六条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将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报送农业部。

　　第七条农业部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书面审查，对通过书面审查的，组织专家现场评审。

第三章 现场评审

　　第八条现场评审实行专家组负责制。专家组由农业部指定的5名以上畜牧兽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人员组成，人数为单数。

　　专家组组长负责现场评审的召集、组织和汇总现场评审意见等工作。

　　第九条专家组应当对家畜遗传材料生产场所及布局、仪器设备、防疫等基本条件进行审查。

　　第十条专家组应当根据家畜种用标准，对家畜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的供体畜逐一进行评定。

　　第十一条专家组应当对技术人员的相关法律法规、生产规程、产品技术标准等知识进行理论考核；对家畜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的完整生产流程进行考核，并随机抽取3个以上关键环节，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第十二条专家组应当抽查30％以上的仪器设备，对设备的性能与分辨率、完好率、操作规程、使用记录、检测情况等内容进行核查。

　　第十三条申请人应当在专家组的监督下，对每头供体畜生产的冷冻精液、3%供体畜生产的胚胎和卵子进行现场随机取样封存，送具有法定资质的种畜禽质量检验机构检测。

　　第十四条现场评审完成后，专家组应当形成书面评审意见，由专家组成员签字确认。

　　评审意见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报材料核查情况；

　　（二）生产基本条件审查结论；

　　（三）家畜遗传材料供体评定结果；

　　（四）技术人员理论和实际操作考核结果；

　　（五）家畜饲养、繁育和遗传材料生产、产品质量控制、质量检测等规章制度落实情况。

　　评审意见一式两份，一份交申请人保存，一份报农业部。

　　第十五条现场评审应当自书面审查通过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四章 审批及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农业部自收到现场评审意见和家畜遗传材料质量检测报告后10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不予发放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发放《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现场评审不合格的；

　　（二）冷冻精液质量检测合格的供体畜数量低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项规定的；

　　（三）送检的胚胎或者卵子质量检测不合格的。

　　第十八条农业部在核发生产家畜冷冻精液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同时，公布合格供体畜的编号。

　　家畜冷冻精液生产单位和个人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新增供体畜的，应当及时向农业部申报。农业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组织对供体畜进行现场评审及冷冻精液质量检测，符合规定条件的，公布供体畜编号。

　　未经公布编号的供体畜，不得投入生产。

　　生产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淘汰冷冻精液不合格的供体畜。拒不淘汰的，由农业部公布不合格供体畜的编号，并依法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农业部核发的家畜遗传材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3年。期满继续从事家畜遗传材料生产的，申请人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满5个月前，依照本办法规定重新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已取得家畜遗传材料《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申请扩大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范围时，农业部可在组织现场评审环节适当简化相关程序。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家畜遗传材料生产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和质量抽查，对违反本办法从事家畜遗传材料生产活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不从事家畜遗传材料生产、只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照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1998年11月5日农业部发布的《〈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4号）同时废止。

司法改革应当关注司法效益
阿　江

　　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当前进行司法改革的主旋律，提出司法效益的问题可能是一种不和谐音。但笔者要强调的是，在整个司法改革过程中，如果不关注司法效益，不仅会增加司法改革的成本，而且将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甚至会最终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司法效益的价值定位
　　毫无疑问，司法公正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近年来，笔者在这方面也做过一些探索。但笔者在进行司法公正问题研究的时候，同样感觉到司法效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关注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司法效益重新进行价值定位。
　　首先，诉讼效益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根本动力。决定人类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在于预期和估计中的行为结果，在功利上大于实施行为所支付的代价。追求诉讼利益通常是当事人从事诉讼活动的基本动因。当然，在诉讼活动中，也会发现一些当事人象“秋菊打官司”一样，只是为了“讨个说法”。但总的来看，希望得到诉讼利益，或者尽可能地减少损失、降低成本，是绝大多数当事人的基本诉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法效益应当成为司法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效益的公正是没有价值的公正。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的说法，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迟到的公正是大打折扣或贬值的公正。就我国现状而言，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固然是一个突出问题，但司法效益低下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当事人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企业倒闭的现象屡见不鲜，司法效率低、成本高，使不少当事人望而生畏。在此情况下，公正对他们来说有何用?可见，公正本身并不是目的，没有效益，公正也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第三，忽略司法效益问题，将会给司法改革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将会加大司法改革的成本。正如在寒冷的冬天盖楼房，因为怕冷而不留任何窗户，而在炎热的夏天来临时，才发现楼房的缺陷，而不得不将已盖好的楼房拆了重建。如果我们在进行司法改革的时候，只看到司法不公的问题而没有看到司法不公后面潜伏着的司法效益不高的问题，我们就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仅关注公正价值，从而构筑司法体制和程序，那么五年或十年后，我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这个体制和程序。
　　第四，司法机关在司法效益方面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近几年来，人民法院每年各类一审案件都在500多万件以上，而且还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根据国家编委的意见，审判人员的编制，还要进一步精简。以北京海淀区法院为例，1999年一方面是案件的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是编制的压缩，势必出现许多案件久拖不结。从现实情况看，已有相当一部分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有的甚至五、六年结不了案。这种情况的存在，许多就是现存制度不合理的表现。同国外的一些法官办案速度相比，我们的办案效率相对较低。这同样也与体制和程序的合理性有关。还应当看到，司法公正和效益虽然有相辅相承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的一面。如果在改革中不关注效益问题，强调程序的公正情况可能损害效益，从而使效益问题更趋恶化，几年后，这个问题将可能变成灾难性的问题。所以，笔者要大声疾呼，司法改革应当在注重公正价值的同时也要关注司法效益问题。
司法效益的价值体系
　　司法效益的价值体系，需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剖析：
　　第一个层面，司法效益是司法“产出”与司法“投入”之比。司法产出不仅包括当事人的诉讼利益，而且包括国家、社会从司法进程中所获取的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而且包括伦理的、政治的等其他非经济的效益；不仅包括司法活动内的直接效益，而且包括司法活动以外的间接效益；不仅包括积极效益，而且包括负面效应；不仅包括物质效益，而且包括精神效应。与此相应，司法投入也是一个复杂的参数。不仅包括当事人的投入，而且包括国家、社会的投入；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投入，而且包括精神方面的投入；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成本，而且包括政治、伦理等大量经济方面的代价；不仅包括财产方面的投入，而且包括精力、时间方面投入；不仅包括直接投入，而且包括间接投入。
　　第二个层面，从司法效益的结构要素来看，司法效益受以下几个要素的制约：从司法“产出”的角度来看，裁判结果的公正率、影响力、幅射力、利用率，以及裁判结果的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价值含量等等都是决定司法“产出”的重要参数；从司法“投入”的角度来看，各方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投入、司法程序的科学与合理程序、司法效率等等是决定司法投入的“重要参数”。
　　第三个层面，司法效益应当是国家、社会以及当事人各方效益的综合状况。在司法过程中，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各方的利害关系在某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又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同一司法过程的结果，对上述各方主体来说，司法效益的有无或大小都是不相同的，甚至会出现此消彼涨、此损彼益的状态。因此，提出司法效益必须综合考虑各方主体之间的边际影响，同时根据公认的价值准则综合权衡各方的利弊损失，从而实现司法效益的综合优化。
提高司法效益的制度性思考
　　提出司法利益的基本思路是减少“投入”，增加“产出”。这里仅就有关司法制定的设计问题谈几点浅见：
　　第一，在保证法院的终局裁决权的前提下，赋予某些行政机关以准司法权。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不管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还是行政案件均会大量增加，这是一个世界性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是对案件进行分流，不把全部案件集中到司法机关，让相当一些行政机关甚至中介组织来行使部分司法裁决权，也就是说授予行政机关或某些社会组织一些准司法权。事实上，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执法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同一个商标或专利侵权，行为人可能既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同时也侵犯了第三人的民事权益。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在处理这个行政案件时，必然要对相关争议进行调查、了解。为了节省整个国家解决争议的成本，相当一些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对相关民事争议的初步裁决权，让行政机关裁决与其行使职权相关的民事争议。为了保证争议能得到公平解决，这些国家在赋予行政机关以准司法权的同时，让法院拥有最终裁决权。所谓终局裁决权的概念就产生于这个领域。在我国，曾经有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做了一些规定(如商标法、专利法)。但由于我国有一种行政机关不能行使司法权的定势观念，好象行政机关处理了民事争议就侵犯了司法权。而有的行政机关由于不愿当被告，不愿接受司法监督，又不愿行使这种权力。最近，在修改专利法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只能拥有调解权而不能拥有裁决权，这种见解未必妥当。笔者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应当大幅度地授予行政机关准司法权，从而消化大量的民事争议。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裁决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司法机关作出终局裁决。这样既提高了司法效益，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降低了争诉成本，又可以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第二，在提高法官素质的前提下扩大独任审判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现存的审判制度，从审判主体方面看，主要的或基本的是实行合议制。合议制是基本的审判制度之一。只有按照简易程序处理的简单案件才能使用独任制，由独任法官一人审判。合议制有其长处，可以纠正个人的某些偏失或弥补个人素质的不足。但将一个人能做的事变为三个人做，显然会影响效益。要提高效益必须大幅度扩大独任审判的范围。目前，适用普通程序多适用简易程序少，特别是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而且，有的地方为了实现公正把程序搞得更加复杂化了。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过分地牺性效率，终会损害公正。因此提高司法效益必须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精简程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研究司法程序最要害的部分是什么?这就有个正当程序的最低标准或者说公正程序的最低标准问题。有必要对现有程序进行分类，对那些实现司法公正价值不大的程序，应当精简，保留与公正具有实质性影响的重要环节。
　　第三，在强化监督机制的前提下，实行法官独立审判。目前，司法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法官提出裁判意见以后要层层报批。有的案件合议庭提出意见后交审判组审查，审判组审查后交副庭长，副庭长看后要提交庭长看，庭长看后交庭务会讨论，庭务会讨论后报主管院长，主管院长审核后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种“马拉松”式的审判流程，严重影响了审判效益。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要走法官独立审判这条道路。是法院独立还是法官独立，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官独立和法院独立是不矛盾的，正如西方强调司法独立并不排斥法官独立，而且更强调法官独立一样。法院独立审判最终有赖于法官的独立审判。我国为什么实行法院独立审判而不像苏联那样实行法官独立审判，笔者曾查阅建国初期的档案，当时唯一的理由是法官素质不高，并说将来法官素质提高之后，将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今天共和国已成立50周年，我们的法官素质如果说仍然不够理想的话，应该说与我们的体制本身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要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即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取消庭务会讨论案件，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必须加强对现有法官及合议庭的监督和制约。监督和制约法官和合议庭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和制约最终还是寄希望于当事人。当事人的监督和制约是最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应当通过重新配制法官权力和当事人诉讼权利，实现这种监督制约机制，而不是在法官之上形成一个监督链或是给他设立诸多上司。
　　第四，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处分权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审理的范围。由于受审判的超职权主义特征的影响，审理的范围被人为扩大，从而影响了司法效率。当事人没有争议的要审，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也要审，当事人放弃的或要求撤诉的，出于国家干预主义的立场也不让撤诉。这些作法不仅人为地扩大了审理范围，而且影响了司法效益。
　　第五，在确保诉讼活动正常运转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诉讼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也包括间接成本；既包括表面成本，也包括隐性成本；既包括国家、社会成本，也包括当事人成本。司法改革不能将国家成本完全转化为当事人成本。司法成本的转移并不是司法成本的降低。当然，诉讼成本有一个各方主体合理分担的问题，这要进行综合分析。但总的目标是要降低诉讼的综合成本。
　　第六，要在司法职能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力求司法效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要通过个案的审理，充分发挥司法过程的宣教功能，从而全面实现司法的经济、伦理、政治等价值，推动人类的进步和文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