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王 巍
摘要：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它以目的条款为通常的表现形式，由特定的价值取向所支配并受制于本国的制度基础。我国反垄断法应以制止垄断、维护竞争和保护多元利益为基本的立法目的。但是，应坚持对中性的垄断进行适度地干预，对多元和多变的竞争进行全面而灵活的保护，并在认定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基础上对二者加以平衡。另外，我国反垄断法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三个方面的主导方向应该分别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依法规制垄断、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并基于这三大制度基础来构筑完善、系统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
导论
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本文选取“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三个假设：①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并非空洞的宣言，而是具有实践价值的“元规则”；②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具有相似性，但没有两部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完全相同的；③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而价值取向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笔者立足于立法目的本身的不可复制性和可商谈性，以反垄断法草拟稿的目的条款为参照系和逻辑起点，沿着“目的条款→立法目的→价值取向→制度基础”的思维流程，尝试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进行解析和完善。本文的形式目的在于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实质目的在于反思当前反垄断立法的价值取向，而深层目的在于挖掘我国建构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希望下文的理论探讨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法制定工作有所裨益。
一、目的条款中的立法目的
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作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形式上通常体现为目的条款，位列该法之首；在本质上则反映对特定利益的保护，奠定了整部法律的基调。反垄断法“这样在实体规范和执行方式都‘集大成’的法律，如果不能掌握其‘合目的性’的基本要求，依规范性质作好执行分工，很可能会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执行，使它成为一部最不经济的经济法。”[1]因此，通过对目的条款的优化设计，从而确立准确而又富有弹性的立法目的，这对于制定“优质”、“高效”的反垄断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目的条款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之中，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当前立法中对反垄断法的基本定位是“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但是，“垄断”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状态，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行为而非状态。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竞争垄断地位的内容。创新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即创新的垄断，“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保护作为创新的结果，但并不因此限制其他人进入追逐垄断的创新过程。”[2]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反垄断法先进国家实际上已将垄断状态视为合法，这体现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放弃分拆“微软”的诉讼请求即是最佳例证。何况，在以自由竞争为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也不应将经营者在物美价廉基础上获取的垄断状态视为违法并予以制裁。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也应顺应国际趋势，采取“禁止垄断行为而宽容垄断状态”的价值取向，既为竞争的经济秩序营造法治氛围，也为不断成型的规模经济创造宽松环境。因此，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宜将笼统地“制止垄断”细化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界定“垄断”时对具体的垄断行为明确地加以限定，为执法和司法确立清晰的实体依据。即使要对特殊情形下的垄断状态予以规制，也应将其纳入到垄断行为的范畴，并辅之以可操作的标准。
另外，立法者应仔细思量反垄断法在维护“公平竞争”方面的价值取向。是否竞争的价值就仅仅局限于“公平”？面对“公平”标准在不同法系、不同国别、不同法域中所具有的多重语境色彩，人们在纷纭的价值冲突面前又将如何抉择？事实上，“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3]，这一人类交往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常常在不同的经济时期赋予竞争不同的内涵。除了公平，自由、有序、和谐等也是竞争所信奉和追求的价值，人们已逐渐认同竞争在内涵外延方面所彰显的巨大弹性。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在反垄断法的目的条款中可暂不对“竞争”的外延作出限定，只概括地规定为“维护竞争”。必要时可在其他具体条款中对特定的竞争价值予以强调，或者在解释时适当地拓展竞争的价值空间。既然反垄断的目的在于解决抑制竞争的问题，而竞争并不必然就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因此，为了确保竞争的活力，干预是必需的。[4]由此可见，“维护竞争”实际上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一种间接管制。因此，对竞争的“维护”应做广义理解，体现培育竞争、促进竞争、深化竞争等多重含义。但是，“看来减少竞争的经营做法实际上可能有其合理的目的”[5]，反垄断法在维护竞争时不应轻率地对市场进行干预。我国的反垄断管制也应确立必要的“合理规则”，对可能滥用的管制性权力加以规范和制约，切实保障市场经济的自治基础——自由竞争。
反垄断法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器。草拟稿的目的条款确立了“多元”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不同的“利益体”均予以保护。在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间最基本的竞争无疑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以及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这两种竞争分别涉及民众福祉和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对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和市场竞争最优化的市场理念。但是，对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则有待商榷。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容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因此，不宜把经营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列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毕竟反垄断法不是“万能法”，立法目的也不是“百宝箱”。值得注意的是，“现今中国消费者政策已开始朝向积极的消费者政策转化”[6]，反垄断法应与其他法律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加强分工协调，避免重叠或冲突。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则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作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
二、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
由上可知，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既然立法目的是受价值取向支配的，那么探求立法目的背后的价值取向就具有先导意义。下文将重点围绕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对反垄断立法的需求展开讨论，旨在反思国人对制止垄断、维护竞争、保护利益这三大主题的价值取向。
1、制止垄断：垄断乃中性，干预宜适度
反垄断是一种不断地被锤炼和不断地被重新定义的政策：它来源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市场制度的信仰，也来源于关于竞争性的市场并不一定是自我维持和自我纠错的假设。[7]从字面上看，反垄断法的“反垄断”具有绝对性，似乎制止一切垄断，如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在名称或目的条款中所宣称的；从内容上看，“反垄断”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仅仅制止特定垄断，如各国反垄断法通过界定关键概念（如“垄断”、“经营者”、“市场”等）、限定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确定合理原则、规定豁免情形、划定适用除外的范围等方式来调整规制的视阈。从效率的观点来看，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太高，因此一般的公共政策是要在可能的地方用竞争取代垄断，但取代垄断有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必要的。[8]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稳定和成熟，人们对垄断、反垄断、反垄断法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范式经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和批判。即便是在反垄断法最发达的美国，一百多年来有关“反垄断”价值取向的纷争也从未停息过。“市场中人大概无不偏爱垄断。”[9]人们在表面上钟爱竞争而痛恶垄断，但在内心深处对垄断的情结则是复杂的和微妙的。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加之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不足，要求我国对“垄断”的定位必须是审慎的——既务实又前瞻。笔者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可以把垄断视为中性的，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程度、要求来适时调整对垄断的定位。
当然，对垄断的“中性”定位也并不排除反垄断法对垄断进行有侧重点、有针对性的规制，更不排除反垄断政策在特定时期、特定情形下的倾斜规制。垄断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其含义在西方各国也有所不同：在日本法中指垄断状态和垄断力的滥用；在美国法中指垄断化；在德国、英国、法国及欧共体法中则指垄断力的滥用。[10]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垄断实际上具有明显的复合性：行政垄断堪称特色和重点，但它具有过渡性，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度改革会逐渐趋于淡化；限制竞争的共谋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企业合并将会不断凸显，并成为反垄断规制的主流方向和基本类型；其他垄断形态也会在市场的不断演变中渐渐显露，并被纳入反垄断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宜秉持“干预适度”的原则，在反垄断的类型、程度、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适度地管制，既有效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又充分回应今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毕竟“对市场垄断的评判，必须建立在对具体企业、产业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一项细致、艰巨的工作。”[11]我国的反垄断法还需要在理论、技术、经验、人才等方面进行长期积累，立法也不宜过早形成定论、定式。
2、维护竞争：竞争是多元和多变的，对竞争的保护宜全面而灵活
维护竞争可以说是反垄断法的初衷，但维护什么样的竞争却成了反垄断法永恒的主题。竞争是指一种经济物品的需求有多于一人的需求，即凡是多过一个人需求同一经济物品，竞争就必定存在。[12]这种经济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也是其他竞争的根源。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它迫使厂商寻找更有效的生产商品的方法并且更有效地满足消费者愿望。[13]另外，竞争还具有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的功能。[14]实际上，“竞争”已将市场主体（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追求精妙地浓缩于其中，并成为政府干预市场调节的基本目标，正所谓“寓竞争于管制”。但经济的变幻使竞争呈现出多元和多变的特点，这为反垄断法的保护机制提出了难题。一方面，自由竞争的价值取向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竞争目标；另一方面，公平竞争的价值取向已被人们认同为极为重要的竞争目标，并成为完善自由竞争的平衡器。除了自由和公平这两大基本追求外，竞争还被赋予安全、有序、健康、和谐等诸多价值取向，其中不乏具有各国本土特色以及带有浓重政策意味的价值取向。因此，竞争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不断变化。
正如垄断具有相对性，竞争也具有两面性，它们实际上都是双刃剑。竞争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自觉性与盲目性、合法性与违法性、建设性与破坏性，而反垄断法（竞争法）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弘扬竞争的积极功能而贬抑竞争的消极作用。[15]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造成对竞争的“饥渴”，主导性的经济政策多以培育竞争、鼓励竞争、保障竞争为基调。而人们对竞争的认识又是千差万别甚至迥然相异的，尤其重要的是，存在着对竞争的积极方面认识不够和对竞争的消极方面估计不足的双重困境。笔者认为，以目前的竞争水平和认识水平来对多元、多变的竞争进行准确定位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使我国的反垄断法在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立法者可以确立一个“有容乃大”的竞争概念，用抽象的“竞争”涵盖多元和多变的竞争，并对其采取全面而灵活的保护。
3、保护利益：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二者之间宜平衡
经济利益既是推动竞争的原动力，也是一切竞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6]反垄断法的产生正是肇始于对经济利益的维护，并由保护经济利益拓展到对非经济利益的保护。随着广泛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渐次展开，这种深刻的复合型保护已经成为反垄断法的鲜明特色之一。回首当初谢尔曼法的立法过程，它总是与一个两难悖论相关：一方面，它为了保护消费者而禁止贸易限制和垄断，为了竞争所能带来的效率而试图维护竞争；另一方面，它又企图去保护小的企业，试图创造一个公平的比赛环境，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牺牲某些程度的效率。[17]消费者集团与受到侵害的企业倾向于支持反托拉斯政策，而许多企业则宣称这些政策影响了经济效率，政府在反托拉斯方面的努力也随着注重竞争与注重反托拉斯限制的效率成本的变化而时起时落。[18]时至今日，这一“两难悖论”仍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反垄断法的脉搏，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始终在效率与非效率两个极点间滑动，随着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变迁而不断调整。
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言，笔者认同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作为立法目的，即追求市场竞争最优化和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这二者可以分别被纳入效率与非效率的范畴，但将它们截然区分为效率与非效率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效率和非效率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融合已使二者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了。“反托拉斯法早于消费者运动甚久以前即已建立，因此我们应该无法说消费者保护运动是反托拉斯政策的指导理念。”[19]其实，消费者利益和其他非效率利益都是在效率利益之后出现并不断被重视的。由此可见，效率原则先于非效率原则产生，并且深刻影响着非效率原则的发展。从长远和根本的角度考虑，非效率原则对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保障效率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但不可否认，效率原则比非效率原则更具有先导性，反垄断法“应以经济效率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如果其效率之有无并不明显时，始考量其他次要目标：如保护中小企业、财富分配、消费者利益。”[20]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在“保护利益”的价值取向上宜坚持效率是前提、非效率是保障的原则，并在二者的相互契合中谋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三、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
价值取向作为一种主观性的偏好，它的产生源于制度基础。我国继受反垄断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本土的制度基础上对舶来的反垄断规则进行比照、改造和融合的过程。既然价值取向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主要受制于制度基础，那么对制度基础的考察就具有更深刻的“求知”意味。何况“在市场规则的选择中，必然有着某些非目的论的因素。”[21]反垄断法的制定、执行、修改、解释以及其他应急性的变动，并非都出于原有的立法目的或价值取向，而是实践基础上的“非目的性”经验设计。这种经验设计也是对制度基础的适应，并有可能在程序的促动下提升为价值取向或立法目的。因此，探讨价值取向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对我国反垄断法的确立、完善和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反垄断法旨在限制反竞争的行为，它的所有价值都维系于“竞争”二字。我国引进反垄断法正是为了满足当前经济转轨中对竞争的迫切需要，用法律构筑竞争制度、竞争系统和竞争秩序。而“竞争实际上是多维的，至少包括经济、法律和政治这三方面的内容。”[22]反垄断法的制度基础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我国要构筑完善和系统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就应深入探讨反垄断法价值取向背后的三大制度基础，明晰它们各自的主导方向。
（1）经济制度的核心应是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1993年“市场经济”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首要宪法基础，也为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划定了最底线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和垄断经济，难于将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融于其中；而市场经济作为权利经济和竞争经济，则为反垄断法的诞生和运作提供了基本前提。与西方“自治→管制”的制度路径相反，我国实际上是沿着“管制→自治”的轨迹迅速前行的，并且呈现出管制与自治之间相互结合、渗透和促动的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管制实际上是自治的工具，“管制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私法自治有更大的发挥空间。”[23]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维护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而不应使私法自治扭曲变形为高度管制的计划经济。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只能限制在不侵害社会自治权的范围之内，对逾越这一范围的反垄断规制（无权干预和滥用权力）应加以限制，从而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均衡。
（2）法律制度的关键应是依法规制垄断。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这是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另一宪法基础，也为依法规制垄断奠定了法治基础。法治理念下的约束权力旨在保障权利，反垄断法在依法授予反垄断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反垄断的权力，通过合法限度的干预来深化以自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反垄断管制的原则正是在于用法律来确立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行为规则，同时明确人为垄断的反社会性质并宣布其非法，从而将非法垄断置于政府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由此来间接地控制垄断价格。[24]我国的反垄断法应以依法规制垄断为基准，坚持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划定垄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排斥一切法外“豁免”、“除外”等脱法的垄断。而且，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任何法律主体都必须平等地接受反垄断法的调整，不允许任何法外特权的存在。另外，市场的分散化意味着不同范围的垄断割据，意味着许多种相互冲突、矛盾和重叠的制度框架的存在和起作用。[25]因此，在WTO的框架下，统一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诸侯经济）要求统一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决不允许任何法律主体（尤其是特定部门、地区或行业等）对反垄断法进行分割（即规则的垄断）。依法规制垄断要求反垄断法树立极大的权威性和至上的效力，公正地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平等地保护和促进一切正当利益的充分实现，在垄断与竞争之间形成必要的法律限度。
（3）政治制度的重心应是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在美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司法体系中；在中国，政治过程主要体现在行政系统中。[26]我国的反垄断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政治性集中表现在如何有效地规范行政行为。我国正在进行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联动效应的政治文明建设极大地推动着行政改革，这势必对反垄断法律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在大多数美国人的心目中，垄断不是件好事，它具有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力量的非民主倾向的色彩。”[27]而在我国民众的心目中，垄断的本身和背后常常浮现着行政的影子，既有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执行等一系列环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庞大的行政主体不仅可以通过“作为”来促成或维持自身垄断，而且可以通过“不作为”来助长或放任他人垄断。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必须全面规范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在规制垄断中的法治和善治程度，“保证政府的权力行使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致摧毁政府权力有意促进的价值。”[28]政府身兼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准立法权）、解释者、执行者、裁判者（准司法权）等多重角色，应身体力行地维护反垄断法这一“公共物品”的竞争价值，防止国家主义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最常表现出的“行政权的无序性和随意性”[29]，坚决制止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垄断谋取“私利”（如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
总之，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否名副其实以及能否成为“活法”，关键要看整体的制度配套和衔接状况。“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一系列花长期才能建立的制度，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市场概念。而且，如果要经济走向繁荣，所有这些制度都必须运行得相当好才行。”[30]竞争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基础，正是由一系列关联的制度来保障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三者相互贯通和影响，从基础上决定着竞争的定位和效果。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从形式上和实质上真切地再现着上述三大制度共洽的内涵，这也是立法目的最基本的起点和归宿。
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废止）
广东省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
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关于印发《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2004年10月15日）
深科信〔2004〕194号
为了做好科学技术奖励工作，规范评审工作程序，保证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规定，我局制定了《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工作程序，保证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深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深府〔2002〕123）号，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授奖等活动。
第三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四条 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专家组成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及若干学科（专业）评审组，负责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
第五条 市科学技术奖授予在我市科研、技术发明、技术开发、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等科技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和组织。
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工作人员，不得作为市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但直接参与研发并做出贡献的人员除外。
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不得作为市科学技术奖的候选单位。
第六条 申报市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应当是由深圳市单位或个人研究开发、应用推广的科学技术成果，或者是我市单位或个人为第一完成单位（人）与国内、外合作研究开发的科学技术成果。
第七条 申报市科学技术奖的科学技术成果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权属清晰；
（二）完成了科技成果登记；
（三）是具有一定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其中应用类成果应当具有应用广泛的证明。在本单位或只在一个单位应用的科技成果不得申报。
第八条 市科学技术奖是市人民政府授予自然人和组织的荣誉，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直接依据。
第二章 奖励范围和评审标准
第九条 凡是在我市科研、技术发明、技术开发、科学技术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等科技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人及组织（包括在本市工作的外籍人士），符合《办法》和本细则规定条件的，均可申报市科学技术奖。
授奖项目总数根据当年申报情况按行业比例分配到各专业，最终名额比例由评审委员会协调，以控制评奖总数。
第十条 《办法》第八条第一款所称“取得重大突破”是指符合下述情形之一者：
（一）在科学理论、学说上有创见，或者在研究方法、手段上有重大创新；
（二）在学术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
（三）对于推动学科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或者对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十一条 《办法》第八条所称“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是指在所属行业处于最高水平。
第十二条 《办法》第九条第（二）项所称“技术开发项目”是指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中，完成具有较大市场价值的产品、技术、工艺、材料、设计和生物新品种并已应用推广的科学技术成果。
第十三条 《办法》第九条第（三）项所称“社会公益项目”是指在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自然资源调查、保护及其合理利用、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及其防治等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中取得的，或者在计量、技术标准、科技信息、科技档案等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中取得的，并应用推广的科学技术成果。
第十四条 《办法》第九条第（四）项所称“重大工程项目”，是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大综合性基本建设工程、科学技术工程和国防工程等。
第十五条 《办法》中第十条第（一）项所称“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是指该项技术发明为国内外首创，或者虽然国内外已有但主要技术内容尚未在国内外各种公开出版物、媒体及各种公众信息渠道上发表或者公开，也未曾公开使用。
第十六条 《办法》第十条第（二）项所称“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是指该项技术发明与国内外已有同类技术相比较，其技术思路有创新，技术上有实质性的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在主要性能、技术经济指标、科学技术水平及其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和意义等方面综合优于同类技术。
第十七条 《办法》第十条第（三）项所称“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是指该项技术发明成熟，并实施应用一年以上，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十八条 市长奖的候选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或对科技发展有突出贡献的；
（二）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
第十九条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候选项目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技术上有重要的创新，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进行自主创新，形成了产业的主导技术和名牌产品；或者应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装备和改造，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或者技术难度较大，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技术难点问题；
（二）项目经过一年以上较大规模的实施应用，产生了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三）项目实施后，发挥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了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第二十条 《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的评定标准如下：
（一）在完成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实施技术开发中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并具有法定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一等奖；
（二）在完成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实施技术开发中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并具有法定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二等奖；
（三）在完成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实施技术开发中有较大创新，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市内先进水平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并具有法定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三等奖。
第二十一条 《办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评定标准如下：
（一）在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技术难度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成为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成果转化程度高，对本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有重大作用，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并具有法定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一等奖；
（二）在技术上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较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成果转化程度较高，对本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有较大作用，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并具有法定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二等奖；
（三）在技术上有一定创新，有一定技术难度，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市内领先水平，成果转化程度较高，对本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积极促进作用，并创造了一定经济效益，可以评为三等奖。
第二十二条 《办法》第九条第（三）项的评定标准如下：
（一）在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技术难度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学术、技术指标达到国内领先以上水平，并在本行业内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对科技和社会进步有重大意义，并具有法定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一等奖；
（二）在技术上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较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学术、技术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本行业内得到较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对科技和社会进步有较大意义，可以评为二等奖；
（三）在技术上有创新，有一定技术难度，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学术、技术指标达到市内领先水平，已经在本行业内推广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社会效益，对科技和社会进步有一定意义，可以评为三等奖。
第二十三条 《办法》第九条第（四）项的评定标准如下：
（一）能团结协作、联合攻关。在技术和系统管理方面有重大创新，技术难度和工程复杂程度大，总体技术水平、主要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达到国内领先以上水平，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对推动本领域的科技进步有重大作用的，并具有确切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一等奖；
（二）能团结协作、联合攻关。在技术和系统管理方面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和工程复杂程度较大，总体技术水平、主要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对推动本领域的科技进步有较大作用，并具有法定的证明材料，可以评为二等奖；
（三）能团结协作、联合攻关。在技术和系统管理方面有创新，技术难度和工程复杂程度较大，总体技术水平、主要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达到省内领先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对推动本领域的科技发展有一定作用，可以评为三等奖。
第二十四条 市技术发明奖候选项目应当是具有全部或部分原创性技术的项目（具有发明专利、国家颁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植物新品种证书等）。
该项目申报时应阐明创新及发明的主要内容和应用情况，依赖个人经验、技能和技巧实现的技术除外。
第二十五条 《办法》第十条所列技术发明奖的评定标准如下：
（一）属国内外首创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思路独特，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类技术领先水平，推动了相关领域技术进步，已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可以评为一等奖；
（二）属国内外首创，或者国内外已有，但尚未公开的重大技术发明，技术思路新颖，技术上有较大创新，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类技术的先进水平，对本领域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可以评为二等奖；
（三）属国内外首创，或者国内外已有，但尚未公开的技术发明，技术思路较新颖，技术上有创新，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同类技术较先进水平，对本领域技术进步有一定推动作用，并产生了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可以评为三等奖。
第二十六条 医疗、医药和医疗器械研发项目申报还需考虑以下情况：
（一）医疗技术上的重大成就应提供推广应用的情况，同时须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并证明确实有所突破才能申报；
（二）新药研究应具有国家药监局的许可证方可申报，医院内部的配方研究不属申报范围；
（三）医疗器械研发项目必须具备市以上药监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市科学技术奖单项授奖人数和授奖单位数实行限额制度。每个项目的授奖人数和授奖单位数为，一等奖人数不得超过15人，单位不得超过8个；二等奖人数不得超过10人，单位不得超过5个；三等奖人数不得超过7人，单位不得超过3个。
第三章 评审机构
第二十八条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根据各学科（专业）评审组的初评结果，评定市科学技术奖的奖励项目、奖励等级等；
（二）对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研究解决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九条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由15—21人组成。
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3—5人，秘书长1人，委员由科技、教育、经济、医药卫生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行政部门领导组成。其人选由有关部门推荐，市科技和信息局报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批准后聘任。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2年。
第三十条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下设若干学科（专业）评审组，负责本学科（专业）技术领域的初评工作。
第三十一条 学科（专业）评审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1—2人，成员若干人。
学科分类根据当年的申报情况确定。
各学科（专业）评审组的专家在深圳市科技成果（项目）评价专家库中挑选，也可以根据需要从外地聘请。
第三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学科（专业）评审组成员以及工作人员应当实行回避制，同时对候选项目的技术内容及评审情况保守秘密。
第四章 推 荐
第三十三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每人每年度可直接推荐两项本专业的项目，深圳市科技顾问委员会成员每年度可以3人共同推荐两项本专业的项目作为市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
第三十四条 《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推荐单位和推荐专家推荐市科学技术奖的候选项目时，应当征得候选项目完成单位、完成人的同意，并填写由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奖励办公室）制作的推荐书，提供必要的证明或者评价材料。
推荐书及有关材料应当完整、真实、可靠。
第三十五条 因知识产权、项目完成单位或者完成人等发生争议的，在争议未解决前不得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
第三十六条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取得有关许可证，且直接关系到人体健康、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项目，如动植物新品种、实验动物、食品、药品、基因工程技术和产品等，在未获得行政许可证书（文书）之前，不得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
第三十七条 经过评定当年未授奖的项目，未获得新的实质性进展的，不得申报或被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
第三十八条 符合《办法》第十二条及本细则规定的推荐单位和推荐专家，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奖励办公室提交推荐材料。
市奖励办公室负责对推荐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不符合规定的推荐材料，要求推荐单位和推荐专家在规定时间内补正，逾期未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规定的，不提交评审并退回推荐材料。
第五章 评 审
第三十九条 经形式审查合格的推荐材料，由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的相应学科（专业）评审组进行初评。
第四十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的程序及原则如下：
（一）学科（专业）评审组，在审阅推荐材料并经过初步评议后，根据需要对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后经讨论及无记名投票产生各专业组推荐的市长奖候选人和科技进步奖及技术发明奖一、二、三等奖、优秀奖和缓评及不评的项目；
（二）学科（专业）评审组拟推荐的一等奖项目完成人（推荐为市长奖的侯选人由所在单位安排专人在答辩会上做出介绍）应当在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答辩。答辩人应在规定时间内介绍该成果的意义、主要创新点、达到的水平、实施后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三）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成员在听取答辩（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的基础上，以会议方式进行充分的讨论评议，最后以记名投票表决产生评审结果（先投票表决一等奖并在会上公布后依次再进行其他等级的投票表决）；
（四）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委员参加，表决结果报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
第四十一条 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实行回避制度。被推荐为市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的完成人、推荐人，为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委员或者学科（专业）评审组成员的，不得参加被推荐项目的评审。
第六章 公示及异议处理
第四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
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定的拟奖项目应当向社会公示。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市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拟奖项目公布之日起30日内向市奖励办公室提出。逾期且无正当理由的，不予受理。
第四十三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书面异议材料，并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
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当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写明通讯地址；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本单位公章。
匿名材料或者单位未盖公章的，不予受理。
第四十四条 异议分为实质性异议和非实质性异议。对候选项目的真实性、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以及推荐书填写不实等问题所提的异议为实质性异议；对候选人、候选单位及其排序的异议，为非实质性异议。
推荐单位、推荐专家和项目完成人、完成单位对评审等级的意见，不属于异议范围。
对其候选项目的评审等级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撤销，下一年度可以被重新推荐参加市科学技术奖评审。
第四十五条 市奖励办公室在接到异议材料后，应当对异议内容进行审查。
异议内容及其证明材料符合奖励办法和本细则规定的应予受理。
第四十六条 异议由市奖励办公室负责处理，有关推荐单位或者推荐专家协助。
推荐单位或者推荐专家接到异议通知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核实异议材料，并将调查、核实的情况报送市奖励办公室审核。市奖励办公室应当组织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学科（专业）评审组成员进行评议，提出处理意见。
推荐单位或者推荐专家在规定时间内未提出调查、核实报告和协调处理意见的，该项目不予授奖。
第四十七条 市奖励办公室应当向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报告异议核实情况及其处理意见，交由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裁决，并将裁决意见通知异议方和推荐单位、推荐专家。
第四十八条 异议自市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公布之日起30日内处理完毕且异议不成立的，可以申报本年度授奖；自市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公布之日起半年内处理完毕且异议不成立的，可以提交下一年度评审；自市科学技术奖拟奖项目公布之日起半年内未处理完毕的，应当重新推荐。
第四十九条 对同一内容或是类似课题做出改进重复申报的，由奖励评审委员会学科（专业）评审组认定。
无重大实质性改进的，视为重复申报，取消本次评奖资格。
第七章 授 奖
第五十条 市科技和信息局对市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推荐的获奖人选、项目及等级进行审核，报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批准。
第五十一条 深圳市市长奖，每名奖金人民币50万元。
深圳市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奖金分别为：一等奖每项奖金人民币10万元，二等奖每项奖金6万元，三等奖每项奖金3万元。
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授奖的经费等应当设立专项财务管理。有关部门应当将每年的经费开支情况向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报告。
第五十三条 评审工作将逐步推行电子化，以便更加客观、科学、准确、公正地完成评审工作。
第五十四条 本细则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